我的零点时刻

温室里有一个大池子，在荷叶的掩映下，游着各色的锦鲤，毛头看到它们的时候便不想离开了。抱着儿子久久地立在水边，看着自由自在的鱼儿，我忽生“池鱼思故渊”之感，久在樊笼里，借着“非典”的机会，一夕返归自然，心里竟像回了家一样安宁闲适。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三环上绝少有车经过，那段日子，像这样在路上优哉游哉的时候很多。有一次我开车从前门往西走，忽然发现路边有一家航模店。我从小就对航模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于是我把车停在了新华社大院附近，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本来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一看可了不得了，直升飞机真漂亮！还有各种固定翼飞机，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对那些航模爱不释手，当即买了一整套装备——直升飞机、遥控、油，齐了。
航模其实是我从小的一个心结。我小的时候，一次性筷子还非常罕见，有一次父亲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样的两双筷子，随意削了削，粘了粘，就做成了一个模型。他又找了一个橡皮筋，扎上之后，那模型居然还能弹射上天飞一阵。那时候父亲能用的材料无非纸板、竹片、筷子、皮筋、线绳之类，但是在他的手中却诞生了各种飞天“神器”，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航模雏形吧。就在我张大了嘴巴，亲眼看着它们飞上天，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这世界上其实是有航模这类东西的，比他自制的这些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光是飞行时间就要长很多。他说时间问题的本质是动力问题，又一日，他带回家了一台废弃的发动机，把它拆解开之后给我讲里边的构造，活塞、喷油嘴、风门、油门等悉数细细讲过。最后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少了一个点火头。”父亲的叹息在我心里画下了一个绵长的省略号，让我遐想了很多年。
真正把航模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就像梅梅现在不管到了哪个国家都要给自己买一个洋娃娃一样，这不仅是对儿时的追忆，也是一种弥补。尽管那个航模只花了近千元，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贵，但我还是感谢那段在北京打拼的匆忙日子，给了我顾及衣食之外的一点经济能力，也感谢“非典”带来的闲暇生活，赋予我略过眼前的杂芜，真正关照内心的闲情。刚到家我还不太好意思，毕竟这么大的人了，所以就假说航模是给儿子买的，其实也确实有他的份儿。梅梅撇撇嘴，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抱在怀里的毛头：“儿子这么小，会玩吗？就说给你自己买的就行了！”我心里想，你不是也买洋娃娃嘛！
说明了也好，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出去玩了。掌控航模光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因为不得技术要领，直升机在院子里刚刚飞起来几米高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第一次亮相便负伤了，我只好把它送去修理。后来有好心的朋友为我支招：“你去体校看看，那里经常有人玩飞机。”于是我兴冲冲地去了，结果到那里一打听，看门的大爷说：“我们这儿原来有一个航模学校，现在搬走了，没人玩了。”我听了大失所望：“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我还记着一个老师的电话，就是不知道人家现在换没换号。”“您给我吧，谢谢您啦！”我赶紧拨打了大爷给的号码，真的通了！大爷提示我这位教练名叫张宇。“张教练您好，我是朱军，我刚买了航模，还玩不好，想请您教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我兴奋地说了好多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疑惑的声音：“你是朱军？哪个朱军？”显然他在自己的人际圈子里没有搜到这个名字，突然又恍然大悟似的：“你不会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朱军吧！”想想自己其实有些冒昧了：“对，就是那小子！呵呵。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时间？”“有啊，你平时在哪儿玩？”我便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他。
我家附近有一条快修好的公路，路很平整但是还没通车，四周空荡荡的，他来了一看：“哎呦！这地方玩航模多好啊！来，我看看你玩的是什么样的？”我拿出直升机他就又笑了：“这你哪儿玩得了啊！直升机最难，最危险了。我劝你先别玩这个了，明天我给你带一架过来，你先玩着。”第二天，他给我带了一架40级的教练机，上固定翼，飞行平稳。他给我演示了一圈，我不由得感叹：“这飞机起飞速度可真快啊！”“嗨，比直升飞机操纵起来容易得多！”之后，他又给我讲了起飞、转弯的动作和要保持的高度，以及舵面的效应、副翼和升降舵的作用之类的原理。纸上谈兵过后，就要进入实战了，他拿出专业的设备，用一根线把我俩的遥控器连在了一起，我主控，遇到危险再立刻切换到他的遥控器上，就像正副驾驶的感觉。一下午的时间，我就掌握了起飞、降落的各种技巧，从此，我便迷上了航模。
看着飞机在空中纵横驰骋，我偶尔会想到父亲当年用筷子做的航模雏形，虽然父亲做的航模简易得简直和我手中的飞机无法相提并论，但当年如果没有它，说不定我这一生和航模都不会有交集。这显然得益于年幼时父亲的启蒙，我为什么不给毛头做一个呢？说不定毛头将来会因此成了航天员呢！这想法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是谁说得清父对子的影响？谁能否认对孩子的希望？谁又阻止得了一个父亲的热情？
为此，我埋头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书，搞清楚了飞机升力的来源与速度和机翼弧面的关系、翼展与机身的比例、油箱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便着手设计飞机形状和计算升力，又用轻木做好了机身。我初学时用的40级的那台航模已经算小的了，它的翼展还有1.6米，我自己做的这个只有60公分，最后配了一个气缸只有指肚大小的发动机，所有的部件安好之后，拿到外边试飞，真的飞起来了！它袖珍得就像电动玩具，但它确确实实是微小航模，因为两者在动力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小，所以特别可爱，就连发出的噪声都是稚嫩的，但也是因为太小太轻了，所以不能在刮大风时带它出去飞，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后来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又用广告泡沫板做了一架简易飞机。这回，我还在机身上加了一个大圆盘，在圆盘上画上了哆啦A梦，还在上面安了一个垂直尾翼，在下面安了一个发动机，后面再加两块升降舵和副翼，飞得也挺好。显然毛头对后者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我从不拘泥于专业的材料和形状，经常用他喜欢的东西做成各式“飞机”。毛头三四岁的时候，开始特别愿意看我制作的过程，就像小时候的我对父亲做“航模”和修表充满了好奇一样，而我也特别享受和儿子相处的点滴。后来只要我带上航模和儿子一起玩，他就会特别开心。
后来，北京航模界的前辈也注意到了我的成果，还邀请我担任了2005年航模锦标赛的颁奖嘉宾。那天碰巧遇到了蒋雯丽，我俩事先并不知道对方会去，见面第一句都是：“你怎么在这儿？”“我带孩子来玩。”又是异口同声，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你们家顾长卫是不是也喜欢玩航模？”“对，他特别好这个，带动得儿子也特别爱玩。今天有事，不然他也来了。”我就知道，老爸对儿子的影响非同凡响。
“非典”时期，除了和家人的团聚让我很舒心之外，人与人之间瞬间拉近了的距离也让我惊喜，尤其是左邻右舍之间体现最为明显。平时，像我们这群三四十来岁的男人忙得很，少有在小区里闲聊的机会，即使见了面，也是打个招呼匆匆而过。生活慢下来之后，大家都闲在了家里，一切变得不同，邻里之间走动密切了，今天到我家小酌，明天到他家豪饮，因为出门不便，出去买菜的时候，还要顺便帮要好的几户人家带些回来，突然有了小时候街坊邻居之间相互关照的感觉。
与邻里朋友有所不同的是，我的另一拨朋友是两位医学界的高手：儿童医院院长李仲智和宣武医院院长张健。“最近酒喝得有点猛啊！”“酒能像你这样喝吗？”只要一见面，两位大哥便给我开会，也是在他们的提醒和点拨下，我不仅懂得了身体保健的专业知识，也收获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和李仲智大哥是在做慈善爱心活动中认识的。2004年6月10日适逢儿童医院院庆，恰好《艺术人生》也想做一期与儿童有关的特别节目，于是我们便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北京植物园完成了那期录制。以北京儿童医院为背景有一个基金会，叫做“北京扶助贫困儿童健康就医基金会”，“非典”时期刚刚成立，他们吸收我去做了理事。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基金会日常运作的办公经费都由北京儿童医院担负，募集来的每一分钱都力图用在救助贫困孩子上，我觉得这个基金会特别干净，后来就成了常务理事，基金会救助的第一个孩子还和我有点关系。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信，信上说：朱军老师您好，我是内蒙古赤峰的某某，我曾经荣立几等功，作为警察，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因为我曾经和持枪歹徒面对面地交锋过，并从他们手中解救出4名人质。但是作为一名父亲，我却很失败，我6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而我却没钱给她看病。我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您写了这封信，您能不能帮帮我？
看了这封信，不禁百感交集，我太能体会这位父亲的心情了，当即我便把这事反映给了李院长，他是基金会的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