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他听了也很感慨：“这是英雄的孩子，不能不救啊！但是光凭一封信还不行，应该核实一下，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们立刻给内蒙古民政厅发了一份公函，很快我们便收到了回复——这确实是一位屡立奇功的好警察，他的女儿也确实在经受白血病的折磨。得到确认之后，我们迅速把他们父女请到了北京，基金会还捐款15万元用作孩子的治疗费用。现如今，基金会在众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慢慢积累了更多的善款，得以有更大的力量去救治更多的孩子。
通过和医学界朋友的交往，彼此在专业之间也互相支持，首都医科大学还专门聘请我为客座教授，好多人问我：“你一个搞传媒的，去医科大学讲什么？”我说：“病患交流，不会和病人沟通的医生看不好病。”其实，沟通也无须太多技巧，真诚交流方能感同身受。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为人要存一点素心”，感谢“非典”，让我的心境在慢下来的生活中得以慢慢沉淀——亲人、邻居、朋友，层层关情。
不管拿多少奖，都无法避免遗憾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就在“非典”前后，心境淡泊下来的我突然迎来了人生中的“好时节”——一场“流星雨”悄然而至，慰藉了我多年劳情的同时，也洒予我一身“星光”。那三年中，我几乎把中国电视主持界的最高奖项得了个遍，遍尝荣辱，体阅世情之后，我给自己四句箴言：
勿喜浮名而忽固基，勿怒谏言而误修己。
勿哀困局而不努力，勿乐顺境而忘远虑。
台里每年都会给主持人拍一套挂历，这套挂历并不做商用，而是送给业务上的合作伙伴，虽然声称不是人事风向标，但每年都会有人乐此不疲地研究其中的奥秘，猜测主持人地位的涨落，迫使我们自己对此也不可能毫不在意。之前谁上谁不上都是台里总编室说了算，一般会平衡新闻、文艺、体育、少儿等不同门类做出选择，而自从2002年开始，荣登挂历的都是当年评选出的“十佳主持人”。由台里业务方面最高领导机构——编委会，综合节目收视率、美誉度、社会影响、社会形象、工作态度等，针对全台主持人做出一个综合评定。
那年3月，评定结果刚刚出来还没有公布，适逢台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典礼，需要一位主持人。说实话，这是个露脸的好机会，领导让我去，我说：“是不是女主持人更合适一些？”“‘十佳主持人’里你是第一，就你去！”“啊？什么时候评的？”我确实有些惊喜，又好像没有那么意外，那时候《艺术人生》的收视率高得惊人，经常保持在百分之十几。自从来到台里，不管是当“黑户”的那700多天，还是成为正式员工之后的2000多个日夜，我无时无刻不在为得到大家的认可而努力着。这个“第一”对我的意义太不同寻常了。不光因为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还在于它不同于外部的主题评选，外部的主题评选只要提交一个作品就可以了，没人去考证你平时的工作状态、个人修为，而这个评选是一个全面的考量，虽然业务依然占据很大比重，但毕竟内部人员彼此之间了解得更加全面、深入。除了在舞台上的表现，台下的真实一面也都心知肚明，无怪乎每年都会有一些社会上呼声很高的主持人“意外”出局。业务精良诚可贵，得到社会认可价值更高，但对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说，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在生活中还没招人嫌怨，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这一年，我还获得了一项最让我感到惶恐的殊荣——“第三届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也就是“德艺双馨艺术工作者”前身。说实话，“德艺双馨”这四个字在我心里很重很重，我向来用它来形容那些高山景行的艺术家前辈，自知以我的身量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而既然给我这个奖，就是社会对我的一种期望，不管还有多远的距离，我奔着它努力，不让看得起我的人失望就是了。虽然我知道想要把“德”和“艺”都做得那么好，真的挺难的，但这也是对自己在承担社会责任、保持严谨艺术态度上的一种监督和鞭策吧。
“德艺双馨”一定是“德”在前，“艺”在后，落实到工作领域，“德”就是职业道德。人们都把媒体称为喉舌，很多人不怎么爱听这话，我倒是觉得没什么不妥。去西柏坡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在此地专门同当时的主流媒体——各大报纸的记者开过一个会，其中就说到：“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如果真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做喉舌有什么不好呢？台里不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记者，他们不畏强权，敢于说真话，勇于为民请命，人们心里也都敬重他们。而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把忧国忧民的一脑门官司带上舞台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在春晚的舞台上，就是要把喜庆、自豪、感动传递给观众，在《艺术人生》就是要在感悟艺术精神的同时，用情感温暖人心。领域所限，我们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可能表现出铁骨铮铮的一面，但人生道路虽多，却有一种走法叫做殊途同归。如果不能做大事，就怀着大爱做一些小事。随着“心连心”去老区、厂矿、部队、科研一线慰问演出；在天灾忽至、举国同悲之时，代表受灾群众向捐助人真诚鞠躬致谢；在大年三十，去边防哨所把戍边将士的祝愿和过年的情境通过电视信号传送给全国观众，让大家放心……
部队教会我服从，央视让我树立了大局观。在这样一个讲究个性解放的时代，我知道这种论调不怎么招人待见。可谁叫咱是吃这碗饭的！这当然是玩笑之语，服从不是盲从，只是个人感情和工作需要相抵牾时，我会更多地选择以大局为重。比如我曾经在一个节目中采访了长江大学的几位学生。他们自身不会游泳，为了抢救落水少年结成了人链，后因人链断裂，两位大学生不幸丧生。听闻这个消息，我非常痛心，甚至内心里非常抗拒这次采访，我觉得大学生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我甚至说过，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虽然这些孩子做法不免有些鲁莽，最终的得失也很难衡量，但是这种人间大爱毕竟还是需要弘扬的，谁说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我们分明看到了他们的担当！经过思想斗争，我最终还是采访了他们，但是问话点和采访线索都有了变化。我非常欣赏那位同学的回答：“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我们还是会跳下去，但是一定会想办法不让人链断裂。”作为主持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论自己在感情上接受与否，首先要服从节目的价值判断，其次才是适时地加入自己的想法。站在这个舞台上，“小我”需要服从“大我”。我肯定不能只代表自己，我身后是中央电视台，央视身后是国家。说白了，没有国家的稳定，我们的个性去哪里展示？佛语有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我们芸芸众生可否参透其拈花一笑的了然？
部队让我保持单纯，央视让我保留赤子之心。20岁左右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成熟的时候，而这段时间我在部队中度过。战士们的思想就像军营中的颜色一样，单一、环保、无公害。到央视工作时，我已经30岁了，各种观念基本形成，如做人做事者从头学起，恐怕为时已晚，混迹于这个传说中的高智商群体，我选择保持简单和天真。一位作家写自己的家乡，她说在肥沃的土地上插根木棍都能开花。在央视混了十几年，也容不得我不长进。前些天看微博，有人说：“这年头，说真话得罪朋友，说假话得罪自己，那就让我们说笑话吧！说假话的人迟早要完蛋，说真话的人立马就完蛋，说笑话顶多被骂扯淡！”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艺术人生》中季羡林的一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说全”。这不就是实用的为人处世之道吗？参悟了这份智慧，不就是我的长进吗？
在《艺术人生》中，吸收了诸多前辈的智慧，沉淀在自己的思想里，心中自然多了一份从容。有人问我，《艺术人生》的锤炼，对主持春晚是否产生了微妙影响？我自认为不大。所谓君子不器，主持人也不该固定成一个风格，春晚的慷慨激昂和《艺术人生》的娓娓诉说并行不悖。朋友却说，经过《艺术人生》再看春晚舞台上的你，有了一种别样的味道。或许是吧，分享了那么多前辈的故事，心境淡然了不少，功利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这些变化朋友看到了，观众看到了，评委也看到了。2003年，我获得了“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节目主持人奖”，这是金鹰奖首年设立主持人奖项。紧接着曾经失之交臂的“金话筒奖”又翩然而至，后来中国电视艺术“星光奖”主持人奖在空缺了两年之后又给了我。至此，我几乎拿遍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界的所有最高奖项。说实话，谁不想获奖？再多的奖也压不着人，但是金奖银奖始终不如观众的夸奖，主持好节目才是王道。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是领导还是朋友，甚至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在这个平台上我已经看到了我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和社会效应，我不再默默无闻了。是的，我家喻户晓了，大家认识了我，并开始接纳我、肯定我、鼓励我，还有什么奖比这更好呢？
有位同事说，主持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任凭你拿了多少奖，都无法避免遗憾。我深以为然，不管多用心，节目或多或少总会有不尽人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