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其实，我日常的着装基本没什么讲究，干净整洁就够了。我特别反感男人涂脂抹粉，只是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被”化妆。我总觉得粗糙点才像个男人，男人都活得那么精细了，让女人怎么活呀！粗糙不代表古板，2002年、2003年我还不像现在这样发福，1.8米的个子，体重基本控制在130斤左右，这种身材对衣服的颜色、款式都没什么禁忌。在梅梅和身边朋友的影响下，我偶尔还会关注一下巴黎时装周，头一年的夏天发布了来年春季服装流行潮流之后，有时也会跟着做一套——紫色、宝蓝色、肉色，来者不拒。我甚至还和陈道明、梁朝伟、张朝阳等一道成为了《时尚先生》的首批候选人，而且在30人中我一直排名前十！记得当初发起“时尚先生”投票的网页上用的是一张黑白照，照片中的我身穿白色衬衫，左手握着单簧管，右手把外套随意地搭在肩上，面带微笑惬意地眺望远方，不事张扬却又成竹在胸。我觉得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包装不出一个时尚先生，一个男人的时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强大气场，不仅衣着时尚，精神也需先锋。记得当时对我的综合评价是：他亲切的形象和真挚的话语，缔造出一个感动全中国观众的“艺术人生”，人们在他的节目中体会生活，感悟人生。我自认为这份评价还算中肯，我的时尚不在于跟风穿一些当时很潮的露脐装、紧身衣之类，就像那张照片一样，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穿什么合适，那就白衬衫吧，最保险了！到了重要场合，比如春晚，我才会本着对得起观众的原则，在梅梅的全程督导下，精心挑选、搭配几套像样的衣服。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积蓄，不需要靠朋友友情赞助了，购置每件礼服的花销一般在3000元左右。2003年是台里唯一一次“慷慨解囊”，而且上来就是大手笔，确实机会难得，加上导演组给我们下了统一着装的死命令，于是我们才一起穿上了名贵的云锦隆重亮相。
倪萍的那身云锦前后改了四次，不是耍大牌难伺候，而是筹备春晚的一个月使她累瘦了不少，前后测量尺寸殊异，不得已而为之。那年我们一共有四位主持人，较之以往不算多，每个人的担子相对要重一些。尤其对于倪萍来说，一共四次爱的呼吁，她独自承担了前三次。现在回望起2003年的风风雨雨，不禁觉得这份呼吁实在是太有先见之明了。春晚刚过，刚及早春，“非典”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肆虐开来，传染态势之迅猛让广大医护人员都始料未及，普通民众更是望而生畏。举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每个人都戴着大大的白色口罩，只露出一双恐慌的眼睛，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根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4月28日上午10时，北京市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199例，死亡59例。我们就是在第二天——4月29日晚上，在央视一号大厅录制了一台名为“我们众志成城”的特别晚会。
对一号大厅的记忆多与春晚有关，欢腾的舞蹈、诙谐的小品、神秘的魔术，以及观众欢快的掌声和笑声……都是“喜庆”的场合，而这场晚会却截然不同。依然是我和周涛主持，但台下却没有一名观众，更无人鼓掌、喝彩，有的只是台上的演员和台下寥落的几位工作人员。举办这场晚会的请求于4月25日得到正式批准，原计划于5月1日直播，文艺中心的工作人员连夜策划出了晚会的直播方案。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4月27日又决定取消直播，改为29日录播，于是我们仅有两天的准备时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禁捏了一把汗，短短的两天之内，能凑齐多少演员？又是在非常时期，“非典”还不同于地震等其他的灾难，尽管专家分析说经过严格的消毒之后，在公交车上被感染的概率比中500万大奖还要低，但还是常见空空的公交车内只有零星的几个“大口罩”。北京交通向来人满为患，何时如此冷清过？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天后，100位明星齐聚在了中央电视台。剧组负责节目安排的同事说起邀请过程，语气变得特别激动：“好多演员根本就不在北京，我一听说在外地那就算了吧，反正时间这么紧，但是他们却都坚持要赶回来。张也在潍坊，宋祖英在长沙，阎维文在珠海……尤其是那英，她当时在大连，知道我的意图之后，她特别干脆地对我说：‘什么话都别说了，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这是应该我们出头的时候了。’过了俩钟头，那英又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有什么变动呢，结果她还是要求把她的独唱换成和解晓东合唱专为晚会写的新歌……”
这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晚会，不但没有观众，不同节目的参演嘉宾彼此也见不着面，因为大家候场都是在各自的车里，录完了必须马上离开演播室，决不允许滞留。为了让室内通风换气，工作人员打开了一号大厅所有的门，还在每位演员进来之前帮他们测量体温，话筒用完后立刻消毒。一直从29日下午折腾到30日凌晨4点才算录完，之后还要忙着剪辑合成……相比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我是相对轻松的，因为首先录主持人的串场，我并没有陪着他们熬到第二天凌晨；但这也是遗憾的，因为我没有机会在现场感受从一线回来的同事亲口讲述白衣天使的感人事迹。当天好多明星大腕儿只是去参加一个很多人表演的朗诵或者大合唱，但没有一个人嫌戏份少而退却。这一天没有人把自己当“腕儿”，真正的主角是那些无法来到现场，却令在场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的“战士”。当我在剪辑好的片子里听到王志讲述他在一线了解到的三位医护人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的故事时，画面正切到三位烈士的遗像，“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英雄赞歌》响起，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去录制晚会的时候，所有人都戴了口罩，只有我没戴，大家都问：“你不怕吗？”他们心里肯定都在想，这朱军是无畏还是无知？我只是笑着回答：“你们都戴了，我就不用戴了。”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
那段特殊时期，《艺术人生》也面临同样的窘境。我们将开会的地点改到了玉渊潭公园的室外茶社，阳光明媚或霪雨霏霏的天气为我们的会议打下了不同的底色。平时的策划会总是天南海北地“跑题”，特殊时期也照跑不误，只是这时所有的会议都有了一个中心，无论跑到哪里都会被“非典”牵回来。大家都坚信零食不但能刺激食欲，还能活跃大脑，所以方便易带的美食也是座上常客，但这段日子大家带的最多的还是消毒纸巾和口罩，连平时不拘小节的我也记得带上了抗干扰的眼药水和滴鼻净。别的倒是不怕，只是儿子还小，抵抗力差，为了他，我在外边也不能太不管不顾。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经“非典”这么一闹，乍一见面竟觉得分外亲切。“家里大人孩子都挺好的吧”，平时客套的问候也变得特别贴心。人生的意义不再复杂，活着就挺好。
我们在《艺术人生》的一期节目中还特意请到了一直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女作家毕淑敏，她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硕士，有过11年的阿里军旅生涯，22年从医经历，她的大量作品中都贯穿着“生命关怀”这一线索。演播室的设计也煞费苦心，蓝色的幕布上缀着点点繁星，嘉宾的喷绘照片和等离子电视中的影像相得益彰，桌上的两杯橙汁与桌下的橙色圆柱相互呼应，整个布景浑然天成，而这一切只用了两天时间。当摇臂伴随着优雅的琴声缓缓移动时，我沉浸在这温馨的气氛中，沉浸在《艺术人生》每一个成员的浓浓情意中。
在如此柔情的背景下，毕淑敏那两句男儿般铿锵的话语在我耳旁回响至今：“作为一个当年还算不错的医生，只要祖国召唤，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击‘非典’的一线！”我没有任何医务方面的特长，也就没有说这话的资本，但我愿意以我的方式助他们一臂之力，纵使现场没有观众喝彩鼓掌。
带三分侠气，存一点素心
2003年春晚发出“拥抱亲人、感谢朋友、问候邻居、祝福祖国”四次爱的呼吁时，我无法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样通过手机短信和热线电话做出回应，但在“非典”那段且行且慢的日子里，我已经开始一一践行了。
“非典”时期，和大专院校、众多单位一样，中央电视台在这段特殊的时期也采取了隔离办公的措施。除非有节目任务，只要台里没什么急事，基本没人找我。整个人一下子就闲下来了。当我不得不停下匆忙的脚步环顾四周时，才发现熟悉的地方其实满是风景。
2003年6月，毛头一岁了。我带着他去了一趟北京植物园。玻璃温室里除了我们爷俩儿之外，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抱着儿子像是在自家的后花园散步。其实那些奇花异草我也不尽认识，都是看完了介绍才给儿子讲，不过显然他的兴趣点不在我的讲解上，蝴蝶在身边轻轻地拍拍翅膀他都能看得入神，全然不顾一旁正讲得声情并茂的老爸。穿梭在遮天蔽日的绿色植物之间，仿佛游走于热带雨林，小路蜿蜒，水流潺潺，千姿百态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毛头最喜欢看鱼，梅梅怀着他的时候，家里养了一缸漂亮的五彩鱼，她没事就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等到儿子出生之后，我们发现他也特别爱看那缸鱼，原来这也能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