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转眼二十来年过去了，国和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中国即将迎来历史性的一刻，那就是香港回归，晚会也在最重要的零点时刻特别推出了由赵忠祥和倪萍共同朗诵的《北京时间》。“此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迎接八面来风。北京时间秒针一动，就是大河上下鼓角联营。1997，香港归航的汽笛将正点鸣响，中国，将用北京时间的6个月去跨越一百年的时空。”赵老师说到动情处，紧握话筒的双手微微颤抖，在场的观众包括站在侧台的我，无不动容。舞台上放置了一个大表盘，想到跳动的秒针正在抛下旧日的耻辱，迎接越来越富足、安宁、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晚会的主题歌《手挽手，心连心》响起，演员都拥到了台上，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家人的笑脸仿佛在我眼前一一掠过，当我和我的同事们激情满怀地说出最后一句主持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明年再见”时，一种强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登临上中国电视文艺这个最高的大舞台，这下是真的成了。如果明年真的能再见，那将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春晚，我们又见了！
中央电视台有一句宣传语流传甚广：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电视文艺晚会进入了一个黄金般的发展时期，搭乘着这样的春风，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也越搭越大。
1997年，经过台内竞聘，时任文艺中心戏曲音乐部主任的孟欣脱颖而出，被确定为1998年春晚的总导演。孟欣有恩于我，初进中央电视台打工，是她第一个收留了我。她当时是《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也是通过主持这档节目，我第一次获得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名头。孟导是个敢说敢干、雷厉风行的人，她认定了的事就不会轻易改变。担任总导演之后，她便开始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大规模的演播室。到1997年，春晚已有15年的历史，演播室从旧台址的600平方米到新台址的1000平方米，中间还经历了体育馆、设置分会场等多种形式。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春晚的演播空间越来越大，综合条件也越来越先进。本次孟导谋划的新演播室地址定在台里的圆形草坪，这里有中央电视台的台标，是用灌木种出来的CCTV四个大字母，非常醒目。一段时间不见孟欣，却发现原来的圆形草坪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日渐成型的新演播大厅。神速竣工的新演播厅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成了台里最大的演播室，“央视一号厅”由此而来。
一号演播大厅胜利竣工，1998年的春晚也越来越近了。我在1997年春晚上的表现虽然称不上一鸣惊人，倒也还算过关，就连梅梅这个挑刺大师也都表示满意。然而，毕竟戏份最少，任务最轻，完成得再圆满，似乎也不足以确保我在春晚上的一席之地。所以随着春晚的临近，我心底开始有了那么一种隐忧：我是否还有登上1998年春晚舞台的机会？
离春晚还剩一个月，我身边依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有人提醒我：“人家有事没事就去影视之家转悠，你怎么不去看看？”当时五棵松的影视之家已经建好了，春晚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都在那里完成。我说：“又没有人通知我，还不知道春晚有没有我的事呢！”“孟导是你的领导，你没事去剧组转转，就当是探望也好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没有继续坐等，偷了一天的清闲，溜达到了孟欣导演的办公室。她正在给春晚剧组开会，一见我露面，她停下会议，笑着问道：“来了？”
“来了。”我见他们在工作，就想退出去。
“进来吧！”孟欣脸上的笑意未减。
她只是在做礼貌性的挽留，我这样认为。“你们开会我就不进去了。”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应答。
“进来吧，进来吧！”她一个劲儿地招手。
我见推托不过，就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她开完会转而对我说：“你还知道来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原来真的早就应该过来看看，幸好听了同事的建议。“没有，我怕来了给你们添乱，也没什么事，所以就没过来。”
“那今天怎么来了？”
“坐不住了，到了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我来问问到底有没有我的事。”态度很实在，语言很含蓄。
显然，她懂了我的意思，“能没有你的事吗？现在主持人还都没进入呢！放心吧！”
这算是很权威的内部消息，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按照春晚的惯例，我在正式排练前三天收到了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书面通知，进入了1998年春晚的彩排。第一次进入一号大厅，我不禁眼前一亮，演播厅不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舞台形状也由原来的方形变为了圆形，果真气派无比。1997年春晚彩排，我走进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的时候，就感觉演播厅很大，猛然又来到一个几乎大了两倍的演播大厅，我萌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么大的场地得多少人才能撑起来啊！
然而，每一个新的高度都需要费些力气才能站上去。为了在更恢宏、更先进的演播大厅把春晚办得更好，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都付出了很多。每当面对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就会变得越发兴奋，这次也一样。在18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大厅里，本来观众人数就增加了数倍，舞台和观众席中间又隔了一排茶座，这样一来，距离变得更远了。导演并没有强调要放大自己的声音，但出于本能，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音量。起初，说话时产生的回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效果，感觉整个声场的位置都是不对的。音频技术部门整天都在挪音箱，调试声场位置，主管技术的副台长天天亲自到场监督。但是直到我们排练到第三场的时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来回乱撞。最后只好求助于一位国外的资深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工作人员在穹顶吊上了巨大的塑料泡沫圆盘，在墙上贴了吸音材料，这才屏蔽了回声。
主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由于舞台环境的变化，我们随之调整了音量，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能直接感知现场的气氛，会觉得春晚主持人和演员都不会好好说话了，怎么一下子都闹起来了？我也会经常反思，从调动现场气氛的角度来说，我的声调就比较正常，但出现在电视上的只是晚会的局部，不明真相的观众肯定会奇怪，这是瞎嚷嚷什么呢？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像音箱一样，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来回寻找着最佳位置。
面对同样的问题，语言类节目演员也不适应。本山大哥曾经说：“在1800平方米的演播厅，演员不是在演，而是在吼。”在原来的小场地，观众是聚拢起来的，而到了大舞台，没有了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人气好像一下子散了。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设置两个场地，把语言类节目搬回1000平方米演播厅，把歌舞类节目留在一号厅。这样的话，一个节目过后观众可能刚刚兴奋起来，镜头却一下子切换到了别处，晚会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不说，观众的感情也不畅通。春晚对观众来说意味着轻松娱乐，而对我们这些扛着全国数亿观众期望的人来说，这份担子有千斤重。每个人都像斗志昂扬的战士，下定了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经过几番争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竭尽全力去适应新环境，哪能被这点困难吓跑了！每个人的舞台经验都受到了挑战，却没人放弃，而力求开创新思路。直到现在，这种探索都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从观众席上台，这正是拉近距离的一种尝试。
1998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的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红色。“夺朱非正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在所有颜色中最为正宗，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那么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外套、裤子、衬衫、鞋子，甚至于领带、皮带都是各种不同的红色，这对颜色的要求十分严格，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觉得衣服是重叠在一起的，非常难看。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的衬衫让我们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绕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辞，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