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这是那位名冠西北的著名笑星、我在“兰战”时的副团长张保和说的，他曾三次参加春晚节目的选拔，但三次都和春晚擦肩而过。前两次节目在腊月二十三四被拿下，第三次更惨，节目在腊月二十八被拿下。记得第三次冲击春晚时，他又早早去了北京做准备，家里只剩下爱人和女儿。我想，眼看就过年了，不管是置办年货，还是换液化气都需要个干力气活的，就决定去他家看一看，到了年三十，我叫上相声搭档陈立伟敲开了张保和家的门。他爱人给我们开的门，我说：“嫂子，张团不在家，我们来看看过年了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忽然屋里传出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不用了，我回来了。”我俩吓了一跳，嫂子苦笑着把我们让进了门，看见张保和“神奇”地出现在家里，我们几乎齐声问道：“张副，您怎么回来了？”只见他一脸无奈：“春晚可不是咱撒野的地方，最后一次审查又被拿下了。”不但没有帮上忙，还在人家本来就受伤的心上，又浇了盐水。后来听说把他的节目拿下的时候，没人好意思告诉他，他还在紧张而兴奋地准备着上三十的直播，最后不知是牛群还是谁实在看不下去了，告诉了他：“保和，你的节目被拿下了，你知道了吗？”他说：“啊？又拿下了？飞机票在哪儿呢？”一下子就懵了，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不知所措。也许是张保和的话给我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也许是春晚太让我瞩目，首次参与春晚的我越临近春晚，越有些战战兢兢。
直到年三十的下午，我想这下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了，再不给家里打电话，父母该担心了。“爸，我今天就不回去了，我初一再回去。”“怎么了？”我忙解释：“您别担心，没事，今天晚上看电视吧，春节联欢晚会有我主持，您注意看，也告诉我妈。”他说：“好。”在我的记忆当中，父亲的声音永远像单簧管的低音一样沉郁平静，不管我们几个孩子取得了成绩还是闯了祸，他从来都不会一惊一乍，永远保持着一份淡定，一份从容。
与父亲的从容不同，距离晚上8点的直播还有4个小时，我就早早地赶到了台里，心里既盼着赶紧直播，又害怕直播的到来。倒计时还剩一个小时，我开始静默，脑子里一遍遍地过词，琢磨台上会是怎么个状态，还剩半个小时开始紧张，还剩十分钟开始兴奋，7、6、5、4、3、2、1，片头一出，几近血脉贲张。在开场歌舞《大团圆》热闹欢快的旋律中，我和程前、周涛、亚宁一起走上了舞台，我站在程前和周涛中间，趁着程前说开场白的时间定了定神，在他一声热情洋溢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之后，我附和着大家情绪饱满地问候道：“晚上好！”“这里是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这一刻，我才终于信了——我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朋友们，过去的一年是团结的一年！”这是我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说出的第一句独立的主持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就像一路走来的跫音，步步扎实，问心无愧。脚下的这一步走好了，那就是家喻户晓；如果走错了，也会人尽皆知，而且以后的路会举步维艰。我深知这个舞台既不会埋没你的才能，也不会放过你的缺点，如果第一次就搞砸了，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心里反复说：别出错，别出错你就成了。
第一次亮相春晚，除了主持，我又拿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和程前合说了段相声，为这台大晚会泥了一回缝儿。这个相声是为我俩量身定做的，也是袁德旺老师的创意。程前来央视之前在广东电视台主持，所以他在相声里说一口“广东普通话”，而我则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说相声最起码得用普通话嘛。
程前：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啊。
我：您让大家伙说说，他说的这是叫普通话吗？
程前：怎么不是普通话？就连赵忠祥老师都说我说的这是普通话。
我：怎么着？
程前：起码比一个叫朱军的说得好。
当天，我们穿着长袍一出场，就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掌声，或许不是因为我们表演得多出色，只是观众对专业演员和对主持人的期望值不同。我和程前的每一句话话音未落，掌声就立刻淹没了我们。表演完毕，我们竟然得到了姜昆老师的赞赏：“你们哥儿俩这段挺好的。”
得到业界泰斗的赞赏不易，得到父亲的夸奖难上加难。从那以后，每年初一，我都要接受一群特殊观众的当面点评，他们最宽容又最挑剔。
电视里是一番分外热烈的景象：璀璨耀眼的灯光下，我站在气派非凡的春晚舞台上倾情主持，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除夕……
家中的餐桌上摆放着丰盛可口的团圆饭，我与家人谈笑风生，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春晚，一边评论着屏幕里的自己……
两幅画面着实有些穿越，但所述确是现实中事。自从主持春晚，常有热心的观众问我：你每年除夕都站在舞台上，是不是每年都不能与家人团聚？答案是否定的，开篇描绘的场景也是现实，只不过时间有了错位，由于我“春晚主持人”的职业缘故，朱家的团圆饭都改在了大年初一，全家人一起看春晚也只能是初一的重播了。
自从主持春晚以后，每年大年三十，我都要带上梅梅搭乘初一最早的航班赶回甘肃兰州的家。那时父母还健在，兰州就像一个靶心，儿女们总是从东西南北远近各处迅速地赶回去。作为最后一名到家过年的孩子，非但没人埋怨我，而且我还会享受到一项特殊的福利——大哥、二哥、三哥一起接机。
“齐了，就等你们了！”大年初一一下飞机，哥哥的笑容总像冬日的阳光迎面而至，从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我感受到了家人对我们的期待和想念。从机场回去的路上，和哥哥聊得起劲之时，不知不觉车已经停在家门口了。
“爸妈，你们看，我把军军一家给你们接来了！”进门以后，哥哥姐姐们赶紧接过我们手中的大包小包，爸爸妈妈喜笑颜开，关切地嘘寒问暖，小孩子们兴奋得几乎要跳到我身上，吵着闹着“老叔（老舅）还没给压岁钱”！一切都喜气洋洋，家中的热闹虽然比不上春晚现场的热烈，却让我更为享受，常常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触袭上我的心头：这下是真的过年了。
大年初一好多电视台都会重播春晚，几乎从早到晚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于大多数电视观众来说，当然是看节目最重要，但是在我们家收视率最高的一定是主持人的串场。每当我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围坐在电视周围。
“军军的这件衣服会不会太艳了？”
“这才喜庆嘛！”
……
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当我出场时他们都屏息凝视，什么瓜子糖块的全然不顾了。我曾试探着询问老父亲，您觉得我主持得咋样，老人家连头都顾不得扭一下，眼睛还不放心似的盯着电视里的我，一如既往地给了我两个字——“还行”。
“还行”已是他对我最大的肯定，在父亲那里，我从没得到过“真棒”这样的评价，内敛、低调一直流动在朱家人的血脉里。或许正因如此，在我的潜意识中，才一直对自己说，朱军，你还需要努力，你还能更好。
我主持春晚之后过的这些“年”可能最具朱家特色，但对于上了年纪的父母来说，连着折腾三十、初一两天，真的会很累。现在我经常会怀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父母还硬朗、我们还年轻时的那些团圆年。那时候，和几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每年除夕夜，朱家人都要和春晚一起守岁。按照我家的规矩，男同志拥有特权，哥哥、姐夫会陪着父亲，将餐桌摆到客厅里，弄几个凉菜，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看着电视。女同志则负责包饺子，在厨房忙活。我们家只有一台电视机，就把它摆放在客厅。当时的小品都是半哑剧的艺术形式，朱时茂和陈佩斯的《胡椒面》好像只有四句台词，这样的小品可“苦”了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姐姐和嫂子们，听到客厅的笑声，她们就时不时地围着围裙、捏着饺子出来看两眼，有时候甚至直接把饺子皮拿到客厅来包，两不耽误。记得那次母亲看得正入神，我问：“妈，饺子什么馅的？”也不知道她听没听见我说话，她只是直盯着陈佩斯光亮的头，笑着说道：“简直就是一个肉丸。”一语双关，当年这在我们家成了比小品里的包袱都经典的段子。
零点之前，我还要早早出去，一是看那些按捺不住兴奋心情的人提前燃放的烟花，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在零点点燃鞭炮，“娘子军”会在楼上等着我的信号。噼里啪啦，只要我这边一响，她们的饺子也要下锅了。河南老家有一种说法：“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烙饼摊鸡蛋”，要赶在大年初一的头一刻煮上饺子才吉利。
等到酒足饭饱，春晚也就进入尾声了，我们全家还要聚在一起意犹未尽地谈论各个节目。那时候，我们家还热衷于参与《中国电视报》举办的“观众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父亲母亲喜欢陈佩斯的小品，年轻的小辈们爱听李谷一的歌儿，几个有限的名额到底投给谁？众人先是争论不休，好不容易达成了共识，但往往把选票填写好放进信封的那一刻，彼此之间还在进行最后的打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