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1996年3月8日是一个大好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正式员工。3月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但这个转折点却让我更加期盼事业的暖春早点到来。
1996年，我已经32岁了，正介于不老不嫩的年纪，《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似乎越来越不符合我的风格。我的舞台在哪里？会有一个新的舞台吗？当我带着这样的困惑环顾四周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台里的文艺节目主持人其实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记得有一次《东西南北中》要筹备教师节晚会，主持人全部邀请了外援。我当时心里暗自不爽，明明有自己的主持人还要去请别人，这不就明摆着说自己不行吗？我和杨东升导演关系不错，在他面前无须掩饰什么不满情绪，有一次我俩坐在一起聊天，我直言不讳地跟他表达了这种想法：“咱们自己的晚会为什么不用自己人？”他无奈地苦笑着：“用谁啊？用你啊！”“用我啊！”“你还嫩了点！”想想我都三十多岁了，算上军龄也工作了十几年，我愤愤不平地说：“你都不让我上台，怎么知道我还嫩，你得看台上的表现才知道啊！”他安抚道：“你别着急啊，急什么，机会总是有的。”
机会总是有的，只是不多而已，所以每个我都倍加珍惜。当时的我在央视只有过两次直播经历。第一次是在1994年9月30日，我参与了建国45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的现场直播。台里一共安排了近10位主持人在不同地点向观众进行现场解说。我在正阳门下，负责礼炮礼花分队的相关报道。这和前一站的集体舞比起来显得冷清不少，为了保持直播气氛能连贯地衔接起来，我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热身，围着正阳门跑了一圈之后，我又在原地做起了高抬腿。大家都笑话我：“瞧把朱军紧张的！”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还不赖，当我带着运动过后轻微的喘息，在镜头面前绽放出全部热情的时候，当晚的总导演张晓海惊讶地问道：“这个小伙子是谁？”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题曲《走到一起来》非常流行，他只知道我是“走到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从这之后他才记住了我的名字。
国庆直播之后的第二天，张晓海导演再次找到我，通知我和《艺苑风景线》的陈鲁豫一起主持一台《七彩欢歌》的行业内晚会。这也是我首次在当时央视最大的1000平方米演播室主持，这里也是每年春晚的直播地。为了缓解我的紧张心理，张晓海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了都是你们的，错了都是我的，希望你们能掀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的一页！”
翻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机会总是愿意拥抱奋力向它奔跑的人。1996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我在国际饭店主持了一台中秋晚会。这台晚会的导演是袁德旺先生，作为文艺中心的资深导演，《综艺大观》是他的著名作品。我与袁德旺导演的相识还是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共同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首届曲艺节。熟谙电视文艺晚会沟通艺术的袁导将这台中秋晚会的会场特意设计成了茶座式，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联欢一次次将气氛推向高潮。作为主持人，我发挥自己在部队中练就的全活本领，不仅负责说，还在现场当起了一位魔术师的助手，就像刘谦和董卿合作的感觉差不多。两人合作表演了变金鱼缸、变火盆等中国古典戏法，我还现学现卖地表演了一个魔术，主持人反串在当时是很新鲜的，除了倪萍在《综艺大观》里用胶东话播过一段天气预报以外，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演节目的并不多，我的表演引来了观众的阵阵喝彩。袁德旺导演又恰好是个有文艺情怀的人，他喜欢相声、小品、电影，不光喜欢，还愿意时不时地客串一些角色，这一点我俩算是志趣相投。
转眼就到了年底。我正在办公室制作《东西南北中》的春节特别节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朱军吗？我是袁德旺，我正式通知你，你现在是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之一了。”我以为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不敢相信地问道：“您说的是春晚吗？”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容不得丝毫怀疑：“对，就是春晚，你看什么时候到梅地亚来一趟，咱们面谈一下。”那时候五棵松的影视之家还没盖好，春晚节目组驻在梅地亚，“好，您在哪个房间，我这就去！”放下电话，我直奔梅地亚。见了袁导，他像老朋友一样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说：“小朱啊，要把握好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相信你！”
机会来了，来得如此之快，快得令我有些不适应，那个在中国电视文艺主持人心中相当于喜马拉雅高度的大舞台将有我的立足之地吗？直到亲临春晚排练现场，直到亲眼看到赵忠祥和程前，我才确信自己终于来到了春晚身边。
毫不夸张地说，赵忠祥老师一直是我的职业偶像，多少次做梦我都想和他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程前当时人气也很高，他是我到了央视以后第一个想要追赶的现实目标。只有我和亚宁是第一次参与春晚。作为新人，每遇到问题，比如生僻的字拿不准，我就会去问赵老师，他总是认真地指导，同时赵老师还担当着春晚主持人团队中大家长的角色，负责把控总体的主持节奏，他会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小哥儿几个，咱这段节奏可以稍微放缓一些。”有一次排练完毕，我兴奋地问倪萍老师，真正直播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对词啊？没想到，倪萍老师指着后台的一个狭长通道说：“咱就在这儿背词。”其实，来不及换服装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的更衣室。那个通道也就一米来宽，是舞台大幕的后方与墙壁隔出来的，我们就在那儿借着舞台透过来的光，来回溜达着熟悉台词。无论是台词的记忆还是情绪的酝酿，都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互不干扰。这也使得我第一次对春晚主持人有了了解：舞台上的光鲜都是表面的，背后更注重的是专业上的精准。每次排练都会有旧的节目拿下去，新的节目加进来，所以每次的台词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还不能把台本拿走，每次排完都要还给导演组，回家还要凭印象回忆，于是那段时间我感觉天天都在背台词。
春晚排练进行的同时，另外一件伤神的事就是准备服装，台里只负责舞蹈演员的服装，其余像主持人、独唱演员的服装都得自备，而且也不负责报销服装费。1996年，我月薪700元，来北京闯荡这几年，我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梅梅又在读书，以那时候的经济条件，想做两套上得了台面的衣服谈何容易。有知情的朋友见我发愁，就给我支招：“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弟媳是开服装厂的，我们可以去她那儿看看。”于是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服装厂老板的大舅哥，在这位大舅哥的带领下，我和梅梅来到了一家小作坊似的服装加工厂，老板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看到我们非常热情，听说我来定做主持春晚的服装，她表示无条件支持。梅梅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虽然我们手头的钱并不宽裕，但她还是力求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为我做高标准的服装。生活的大多方面我都比她经验丰富，但在这方面，我非常信任她，为什么呢？一来，舞蹈演员的出身，给了她对时尚和审美天生的敏锐嗅觉；再者，学习了表演以后，她对舞台服装又有了专业的研究，而且她平时很注意对流行资讯的收集。就从这次开始，她自觉担当起了我的专属形象设计师。我一边听梅梅跟他们聊着服装的款式、颜色、面料，一边心里打鼓，这得多少钱？等到服装所有细节的问题都谈妥了，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咱的费用问题怎么算？”老板很热情地说：“还谈什么费用啊，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就可以了！”我一想，这怎么行，人家平时做的都是生活装，我们做的是礼服型的舞台装，连布料都得重新去买，这怎么好意思！我说：“怎么着您也得留个本钱啊！”她爽朗地笑着：“行了，别提钱的事了，就当交个朋友吧！”
主持的礼服算是有朋友赞助了，但还缺一件中式长袍，因为晚会中间我还得和程前说一段串场相声。说相声我倒是不怕，之前在部队的时候没少说，但在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上说相声，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我想到了许秀林老师，他是我的智囊团和加油站。得知我要主持春晚，还要在春晚上表演相声，许老师兴奋极了，一个劲儿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要拿出当年咱们使活时候的那种状态。”听到许老师的热情鼓励，我不禁眼中一热，从做人到从艺，许老师亲授我很多可以受用一生的道理。他曾经告诉我，现场乱的时候要小声说话，现场静的时候要大声嚷嚷，后来我真试过，现场没人听我说，我就后退半米，压低声音，马上就安静了。“有些话我以前对你说过，还想再说一下，小晚会要当大晚会去做，大晚会要当小晚会去做。不能因为春晚大了，就觉得自己小了。在舞台上不要耍机灵，要真心地和你的搭档交流，和观众交流，台上演火了，溜着墙根走，要是演砸了，要大声问有消夜吗……”听着电话里许老师熟悉的声音，我顿时觉得安心多了。我说：“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最后我上台穿的那件长袍，还是许老师帮我向北京军区一位说相声的同行借的。
记着许老师的嘱咐，我每天都用心地排练。“春晚可不是咱撒野的地方”，那些天，我的耳边时时回响着这样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