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惟恐冲突扩大，赞成 李鸿章的意见，趋于妥协，于 10 月 31 日与日本政府代表大久保利通签订《北 
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承认台湾居民“曾将 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
经过日本侵台事件，使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 患”①，昔日的“联东方形势”、“以东制西”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及至
70 年代未 80 年代初，中俄关系因伊犁问题而日趋紧张，日本阴谋利用这一 时机，吞并琉球和攫取在华侵略特权，从而促使李鸿章产生“联俄制日”的 
想法，与那些主张“联日拒俄”的军政大吏相对立。
1871 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8 年左宗棠督军 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回伊犁成为解除西北边疆危机、保全领土的一个关键。 是年 
12 月底，清政府特派的全权大臣崇厚到达圣彼得堡，并于翌年 1 月开始 与俄国代表进行收回伊犁的谈判。崇厚对伊犁地区形势、俄国情况均茫然无 
知，完全听任俄国方面的摆布。他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而下管实际上育什 么重大损失。川月 2 日他与俄国代表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签订了《交 
收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崇厚订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总理衙 门认为偿费尚不过多，“通商则事多轇轕，分界则弊难枚举”。王公大臣、 
言官疆吏，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诛崇厚，毁新约。1880 年 1 月清廷将崇厚革 职拿间，交刑部洽罪，随之定为斩监候。2 月清廷声明拒绝承认崇厚所议条 
约，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准备与俄国再度举行谈判。曾纪 泽（字劼刚，曾国藩长子）由通西学而入洋务，1878 年接替郭嵩焘出使英法， 
是一位有才干和爱国思想的外交家。清廷希望借助曾纪泽，挽回崇约给中国 造成的损失。然而俄国却陈兵边境，指责中国诛吏背约，有违国际公法，有 
辱俄国体面，其势汹汹，中俄战火一触即发。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的步伐。1879 年 4 月 日本正式宣布废除琉球国，把它改为冲绳县。1880 年 3 月日本向清政府提出 
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案，其要点是：日本愿把琉球群岛最南部的宫古列岛及八 重山列岛划归中国，中国应当承认琉球的其余部分归入日本版图；清政府应 同意修改 
1871 年的中日条规和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日商深人中国内 地的规定，并给予日本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的待遇。清廷陷于顾此失彼、 
腹背受敌的窘境，深恐俄日联合，“日为俄用”，企图对日妥协，“联日拒 俄”。清廷对待俄国的态度则日趋强硬，饬令曾纪泽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挽 
回崇厚所放弃的边界和通商等方面的权利，否则就暂不收回伊犁，不批准里 瓦几亚条约，中俄关系仍维持汀约以前的状况。李鸿章担心“俄与日南北交 
江，益难处置”。他权衡敌情国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 略，“联俄拒日”。他认为当时日本弱小，俄国强大。中日两国比较，“强 
弱之势，曲直之理，贫富众寡之形，皆在我而下在彼”，加之日本“畏俄如 虎·诡橘嗜利”，绝不能帮助中国抗拒俄国，并且终将成为中国心腹之患。 
而俄国则不然，中国从黑龙江到新疆，与俄国接壤约万余里，“彼有铁路以 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
①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26 页。
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因此，要巩固边防、 海防，抗御俄国侵略，就必须“加募数百营劲旅”，并“训练水师，增购船 
炮”，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守俱有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每年没有“巨 饷数千万金”是无法想象的。目前与其联络弱小的日本以对抗强大的俄国， 
莫如联络强大的俄国共同压制弱小的日本，易操胜券。正是基千这种考虑， 李鸿章倾向“联俄拒日”。他虽然承认崇厚订立的条纷“有大损于中国，群 
情愤怒，固无足怪”①，但却断言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 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用兵之道，
“先论曲直”，曲在我则“侮必自招”，“师必不壮”。俄国必将乘机胁迫 中国“分界修约”，并进而发动战争，用武力胁追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因 
而，他建议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 争端。
李鸿章主张“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当时日本公使宍户玑频繁地 出人总署，“偿结球案，牵涉改约”。季鸿章认为这是“乘俄事未定，图占 
便宜”。然而，总署却既优外患，又受到舆论界“联日拒俄”说的影响，遂 与宍户玑达成初步协议，“仅割琉球南岛，而更改旧约，许以利益均沾及内 
地送货各事”。李鸿章既看到这个协议使中国“吃亏较钜”，又深知日本“断 不肯助我拒俄”，于是据实陈奏，主张等到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约”。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和中俄谈判逐渐露出了转机，清廷终于决定废除中日 间的初步协议。1881 年初，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矾愤愤地离华回国，企图迫使 
清廷改变态度。李鸿章看出宍户玑出都返国，“初意本在要挟，旋闻中俄修 好，即已夺气，未敢显启衅端。”他表示倘若日本胆敢“藐视中国”，中国 
就不妨采用孙子伐魏救韩之策，“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 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 
所欲为矣。”如果日本徘徊审顾，不敢挑起衅端，中国当“蓄锐扬威，待时 而动，一面整理水师，购办船械，声威既壮，敌胆自寒。”①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 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 1882 年 2 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 
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 失。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徐观察书》，《庸盒文别集》卷 4，第 131 页。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盒文别集》，卷 5，第 177 页。
中秘和中英交涉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在对外交涉中，李鸿章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 而决定其应变方略。这种情况，在他主持的中秘订约谈判和由马嘉理案而引 
起的中英交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秘鲁是掳掠、虐侍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
从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深渊，葡、荷、西、英、美、法等西方殖民强盗，在各自政府或明或暗的支 
持下，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资本 家开发各地资源的奴隶。华工出国情况因时因地而异，有所谓“猪仔贩运”、
“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和“合法化招工”之别。“猪仔贩运”是掠卖 债奴。“苦力贸易”是掠卖契约工。“赊单苦力”名日“自由移民”，实则 
为猪仔贩运的翻版。“合法招工”实际是掳掠合法化。
华工乘坐“苦力船”漂洋过悔，远适他乡。“苦力船”被称为“海上浮 动地狱”。华工在“苦力船”中“成为十足的囚犯”，稍有怨言，即“惨遭 
毒刑，甚至枪杀”，死亡率极高。及至抵达目的地，华工又被投入另一座人 间地狱，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成为“隐蔽的苦力奴隶制”的牺牲品。 
华工的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设各种 刑具，门禁森严。每天在工头监督下工作，劳动长达 11 至 16 小时，甚至 20 
小时。稍有懈怠，即遭鞭笞，并给带上脚镣干活。晚上睡觉用特制木器锁脚， 以防逃跑。好容易熬到期满，雇主不给满工执照（证明是自由人），强迫续 
期，否则送宫罚作无钱宫工，同罪犯一样。西方记者供认，“华工较之黑奴 又下等矣。”①由于受尽难堪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人有九人死 于非命”。
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的行径，遭到华工的反对和中外主持正义 的人们的谴责，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关注。1866 年总理衙门同英、法公 
使商定有约国在华招工章程 22 条，赞成劳务输出，但反对拐骗、虐待华工， 规定严禁“别有招致之法”，“有入胆敢私行骗往，勉强胁从，即照刑部奏 
定新章，立予正法。”正因为有此规定，英、法两国政府均拒绝批准。1869、
1871 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诉苦求援禀文，认为
“此等工人生长中华，佣工外国，惨遭凌虐，生死含冤”，“殊堪悯侧”， 请求美国驻秘鲁大使“休察实情，设法援手，俾愿留者不致再遭凌虐，愿归 
者得以及早还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