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示威群 
众，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其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殴毙丰 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放出育婴堂的幼童，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 
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打死洋人、洋教土 20 人。这就是震惊 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或称“天津教案”。事后，法国联合美、英、 
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 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决心“弹压士民，以慰各 
国之意”，拟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并力主“拿 犯”、“赔银”，特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曾国藩的举措，受到时论的 
谴责，有的甚至给他加上卖国贼的徽号。当津案行将议结之时，清廷派李鸿 章为直隶总督，取曾氏而代之，这次人事调动，实际上起到了诿过于人、转 移视线的作用。
早在 60 年代，李鸿章就对西方基督教和中国频繁发生的教案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他站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立场上，把从西方传人的基督教视为
“异端邪说”，断言天主教较之释老“尤卑陋”，不能像僧道那样安分。他 揭露了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危害，指出最可忧虑的是外国传教士专心引 
诱“无赖穷民”，而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 教主与地方宫相抗衡。“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 类， 
尤藏异日之祸根。”对于绅民“毁堂阻教之案”，他既持否定态度，认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98 页。
为不是长远之计，又从中看出“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① 他认为外国在华传教已为中外条约所规定，不能不加以遵守，应该采取“明 
为保护，密为防闲”②的态度。提出了限制传教的“治本”与“治标”二策。 所谓“治本”就是“督抚大吏，慎选牧令，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 
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则困乏”。所谓“治标”即是“坚守旧约章 程，教士不得丝毫干予地方公事，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绅 
民欺凌习教人，地方宫秉公从速办结，内地无教堂旧基，不得私买立堂”。
③
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 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 
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 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 
从剖析其“是非曲直”人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邑昧偏 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 
证”，“全系谣传”，而导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则在于崇厚平日谄媚洋 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 
不可制。丰大业“枪击官长”，罪固不容赦，但“其人已死无从责问”，加 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 20 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①。由于“我 
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②，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 之上。他讥讽那些“哗然欲战”的人们不识时务，称赞曾国藩“坚持和议” 
的作法“老成谋国”。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 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 据地方”。
9 月 7 日李鸿章经过长途跋涉，从陕西来到保定。他于 9 日致函曾国藩， 支持“拿犯”，但又深恐因之而受到时论的谴责，于是不惜玩弄“痞子手段”， 
公然表示要等待其师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津接任，以免“初政即 犯众恶”。曾国藩无奈，只得在 9 月 18 日上奏分别定拟一疏，建议正法 15 
人，军流 4 人，徒罪 17 人。20 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 日接篆受事。当时正 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巴黎爆发了革命， 
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国防政府；普军进围巴黎；因而法国态度转 软，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李鸿章往来会晤，“词气极为和婉”。李鸿章虽然获 
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但却无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他 对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津民闹此大案，正在日夜缉讯，足见 
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他请雅妥玛将此情此意转致英 国公使威妥玛，请其“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①正因为这样，天津 
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 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 名死 刑，25 
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 497 千余两；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第 16 页。
②  ③《李鸿章条款》，《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 55，第 16 页。
①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10 页。
②  李鸿章：《复丁乐山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15 页。
①  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3 页。
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李鸿章供认：“津案缉凶、赔堂 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②他公然把这 
种“弹压士民”、“议卹赔偿”以博取法国侵略者“惬心”的卖国行径吹嘘 成“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
②  李鸿章：《复庞宝生总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5 页。
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日本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对日政策，有 
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不论“联日”抑或“联俄拒日”，
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而这类“以夷制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 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 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 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资本主 
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③日本政府扬言要“开拓万 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
“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 年 7 月日本政府决定遣使来华议约，从而导致了中日双方有关立约 的交涉。9 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到达天津。柳原一面 
会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陈述订约通商意愿，面呈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公函 和日方草拟的约稿；一面设法诱使李鸿章出面斡旋。10 月 2 日，柳原拜访李 
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着相似的命运，“实有迅 速同心协力的必要”①。当时虽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 
柳原所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的诱饵，却使李鸿章“大为动心”，以致萌 发了“联日”的念头。李鸿章在接见柳原的第二天，就致函总理衙门，通报 
柳原谈话内容，并指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 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②。总理衙门起初以“大信 
不约”之意，准许日本通商，而不准其立约；后因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并担 心日本倘若请求英、法居间介绍，“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 
因而再次照会柳原，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 以垂久远而固邦交”③。柳原见计得售，即雀跃就道，经由上海归国。
当然，在清朝统治层中，看法并非一致。安徽巡抚英翰以日本吁请通商， 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总理衙门觉得英翰言之有理，12 月清廷特地将 
英折寄发疆臣，征询意见。1871 年 1 月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和上疏清廷，力 陈中日立约通商之必要。他把日本过去无力侵华视为“安心向化”，把日本 
现今企图效法列强勒索中国说成“情理所有之事”。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 列强定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 
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 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应在日本“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 
立约，以示羁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