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是 年 8 月，由曾国藩立稿、李鸿章会衔上疏清廷，申述选派“聪颖子弟”赴欧
①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亲王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 209—210 页。
②  李鸿章：《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60，第 19 页。
美各国学习技艺的必要和可能，并酌拟章程 12 条，“恭呈御览”。他们指出：
“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 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 
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住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 图自强之至意。”他们认为派人出国留学，主要难题是选材和筹饷。为了解 
决选材问题，“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 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接年分起挨 
次回华。”通计费用，首尾 20 年，需银 120 万两，请饬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 按年指拨，勿使缺乏①。1872 年 2 
月曾、李再次恭折会陈，请饬派陈兰彬、 客闳为正副委员，“常以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建议“挑选幼童，不 
分满汉子弟，俱以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 讲中学”，“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②。5 月总理各国事务奕 
譞等奉旨议复，表示支持曾、李倡议，但主张选派 12 岁至 16 岁的幼童出洋 留学。
计划的提出本非易事，而计划的实施就更加艰难。1872 年 3 月曾国藩撒 手人寰。孪鸿章独力支撑。在 1872—1875 
年间，经过容闳等人的奔走呼号， 不仅 120 名幼童终于分批横渡大洋到达美国，开始潜心攻读，而且在美国啥 
德福特城购地盖楼，建起留学事务所。然而，正当留美学生“终日饱吸自由 空气”，学识随着年龄而俱长的时候，厄运却悄悄地向他们逼来。具有顽固 
守旧思想的官僚士大夫，对于挑选幼童出洋留学这样的“古来未有之事”， 极尽攻击和破坏之能事。首先发难的是陈兰彬。这位虽有洋务思想但封建意 
识根深蒂固的翰林，与容闳共事“时有龃龉”，并“与学生常生冲突”。他 与容闳分歧的实质，是把留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容闳主张全面学 
习西方，偏重西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和习俗。陈兰彬则坚持“中休西 用”的方针，企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超越封建专制主义轨道， 
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1875 年情政府任命陈、 容为驻美正副公使，相继改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 
区与陈兰彬串通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诬蔑学生适异忘 本，“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要求从速 
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当年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奕譞，由于 听信谗言，担心留美学生沾染洋习，危害大清社稷，也倾向陈、吴等，主张 
撤还。面对“议者纷纷”的局面，李鸿章虽因“相隔数万里，局务利弊究难 悉其底蕴”，但仍然试图顶住压力，设法挽救濒临绝境的留学事业。他确信 
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曾经写信“诫勉，不啻至再至三”①； 同时饬令吴子登”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 
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②他还多次指示陈、吴会同容闳“妥筹应 留应撤或半留半裁之法”。但是陈、吴却我行我素，拒不执行。容闳也因缺 
乏官场经验，没有写信给李鸿章说明留学真相并提出处理意见，致使李鸿章 发出“无从捉摸”的慨叹。1881 年 3 月内外交追的手鸿章致函奕等说：“平
①  《曾丈正公全集》，奏稿，卷 4，第 945 页。
②  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7—10 页。
①  《李文忠公全》，译署函稿，卷 12，第 7—9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9，第 21 页。
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 致滋蘻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还转述美国前总统格兰德 
和驻华公使安吉立关于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掇殊属可惜，且于美国 颜面有损”的来信内容，并表示“今无端全撤”，美国政府“必滋疑骇”， 
影响两国关系，而且“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 他认为不宜全撤，倘若决意裁撤，可以考虑“半撤半留之法”，“既不尽弃 
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所谓“半撤半留之法”，就 是“将已人大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悫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 
逐渐撤回。”当然，“孰撤孰留”，非由陈、容、吴等“就近察办不可”。 李鸿章恳请奕等致函陈、容， “属其和衷商榷，会同子登经理”。奕等 
拒绝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留美学生“见异思迁”、洋化甚深为由，奏准全 部撤回。除因中途掇学和在美病故的 26 人外，剩下的 94 名留美学生，分三 
批“凄然回国”。李鸿章的心情当然不会平静。几年以后，当容闳出使任满， 去美返国，循例入都，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忽然质问容闳：“汝何亦任学生 归国乎？”
容闳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答道：“此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 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 
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摇着头说：“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 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
容闳争辩道：“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 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惜当 
日未奉此训示耳。”
李鸿章“怒形于色”，愤愤地说：“予已知此事之戎首为谁矣。”① 第一次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半途而废，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打击 了当时
漫全国的顽固守旧的风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中
国近代选派留学生的先河。 孪鸿章除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外，还相继选派了一些官弁和学生赴欧洲
分别学习“陆军技艺”、制造与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以及矿学、化学、 交涉公法等。他对清廷说：从此中国“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 
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①留欧生由于目的明确、基础扎实、 年龄合适、规定严格，所以成绩较好，贡献也较大。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45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8，敏 20—22 页。
五早期—和戎—外交 议结天津教案
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 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 
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 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俄、美、法 
四国之外，又有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崭露头角：一个是通过 1868 年明治 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日本；一 个是在 
70 年代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 力的德国。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 加紧侵略中国。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 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成 
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首先遇到的外交难题，是议结天津教案。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基督教以列强的大炮为前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
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以致出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 的景象。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不仅在于传播基督教，而且渗人了侵 
略的性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既与一般民众 又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封建官绅分庭抗礼，从而激发了交织着中西文 
化冲突和侵略反侵略双重内涵的反洋教斗争。1870 年 6 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 育婴堂因传染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 
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绅民无比义愤，自动聚集到望海楼 教堂门前表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