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据翁同龢日 记透露，他于 1884 年 7 月 22 日在内阁大堂就看到涉及艺科问题的奏折 4 
份， 其中潘衍桐拆“请开艺学科”，王邦垒折“专驳潘析，以为于人心风俗大害”， 方汝绍折“暗驳潘，而以宜讲实学吏治将才边防等”，左相说帖则认为“艺 
学当兴、开科不必，或令学政试取算学等”①。据李慈铭从邪报抄录的上谕说： 唐椿森“奏曲艺不宜设科”②。由此可见，对于潘氏开艺科之请，议复者们有 
的“专驳”，有的“暗驳”，有的倡言“兴艺学”而反对“开艺科”，几乎 没有一个知音和公开赞助者，最后经内阁会议奏驳，清廷谕令“毋庸置议”。
潘氏关于“开艺学一科以储人才”的主张，虽然遭到守旧势力的批驳， 但却博得持有相似见解的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本来潘折曾请敕下总理衙门 
和南北洋大臣“妥议复奏”，但是清廷却只令朝臣议复，并没有征询南北洋 大臣意见。所以李鸿章只能在私下发表自己的看法。李鸿章致函吴汝纶说： 
俗人谈西学，惊为河汉，不知其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 所著书。??同文馆初设，中外哗然。近人艺科一疏，朝士争指为异端，时
学之锢人如此其深也。③
鸿章在写给洪钧的信中还透露出两则重要消息： 谭叔裕为人草奏请开艺科，遂为巨公所恶，求免京察而不得，以历练已
深、屡陪中赞之编修，竟出之云南矣。崔惠人召见，蒙谕以翰林习小楷试帖 为无用。圣明英武，承于慈闱，此真
①  《洋务运动》（一），第 172—175 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 181—182 页。
③  《洋务运动》（一），第 206 页。
①  《贫广恭公日记》，光绪十年六月朔。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 42 册，光绪十年六月十一日。
③  李鸿章：《复莲池书院山长吴挚甫》，《李文忠公尺牍》，第 12 册。
转移好机会，惜惠人未能畅对也。①
谭叔裕名宗浚，广东南海人，与潘衍桐有同乡之谊，潘氏请开艺科一“疏 草于编修谭宗浚”。谭氏因此而遭致守旧势力的忌恨，时隔一年，就被贬为 
云南粮储道。崔惠人名国因，翰林院侍讲，1889 年因出使美国而被光绪召见。 李鸿章既为谭宗浚的不幸遭遇而愤愤不平，又为崔国因的怯懦失机而抚膺叹 息。
自 70 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除了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外，还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实行自己早年提出而被清廷否决的另开洋务进取一 
格、设立洋学局即洋学格致书馆的主张，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辈只 有尽所能为其（按指朝廷）所不能为者”。
李鸿章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 迥非中士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将弃，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弃，必由 
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 性习使然。”他断言“我非尽敌之长， 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灾凭血气 
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②他基于培养新式军官、 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分别于 1880、1885 年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 
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 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并操习马队、步队 
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 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③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 
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当 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 不仅在数量和类别 
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在办学实阶中，发现清廷任官重科甲正途而直接影响着学堂学生 的来源和质量。他说：“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惟朝廷似 
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①他为 此而忧心仲仲，不得不趋就现实，力图通过为学堂人员争取“与正途并重” 
或“由科甲进身”而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1885 年清廷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应诏陈言，指出编练水师 必须“选将取才”，建议对学堂人员“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 
严以考核之法，俾贪情者立予罢斥”②。
1887 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 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是年，御史陈绣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 
甲出身。奕譞等人认为“试士之例未可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 建议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准生监报考算学，除正场仍试以四书、经文、诗 
策外，其经古一场另出算学题目，考生果能通晓算法，即报送总理衙门复勘 注册，遇乡试之年，考生亲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 
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
①  李鸿章：《复钦差德俄奥和国大臣洪文卿》，《李文忠公尺牍》，第 12 册。
②  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3，第 43 页。
③  余思贻：《楼船日记》，上册。
①  《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 565—569 页。
②  同上。
如人数在 20 名以上，于乡试卷面统加“算学”字样， 与通场士子一起考试， 不另出算学题目。试卷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 20 名于额外取中 1 
名，“文理 清通即为合试”。但卷数虽多，中试人数不得超过 3 名，“以示限制”。至 于会试，则因向无另编字号之例，所以凡算学中试的举人，“仍归大号，与 
各该省土子合试，凭文取中。”在他们看来，“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 改科举得人之法，似亦鼓励人才之一道”①。奕譞等人提出的方针办法，得到 
慈禧的批准。李鸿章企图授例为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争取科甲正途 出身，特地上疏说：
查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材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亦 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观光者，倘异日得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资，未始不可为 
御侮干城之选。??合无仰恳天恩府准于乡试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学者， 由本省学臣考试咨送外，所有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届时就近由臣 
处遴选文理清通者，开单咨送总理衙门，听候考试录送，一体乡试，以资鼓 励而广登进。若幸而获隽，仍归学堂及水师陆军调用，俾收实效。②李氏此议， 
奉旨允准。所以 1888 年天津水师武备学堂教习及学生得以同上海广方言馆肄 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
这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西学和中学同考，把八股取士的藩篱 冲破了一个缺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科举改革乃是时代的需要， 历史的必然。由于早期维新志士和某些洋务官僚的倡导，科举改革思想已经 
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这股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变通考试功令，兴办 洋学，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是 
这股社会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接近早期维新志士，而稍高于其他洋务官僚 头面人物。李鸿章同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志士关系密切，冯、 
郑、王等侧重于言论，李鸿章则侧重于实施，前者往往向后者提供建议，后 者往往有选择地实施前者的主张。这正是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超过同僚的 主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思潮，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促 进了学堂的涌现和西学的渗入科举，从而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 
策沦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官 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恩潮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 
进的。他们从各自的阅历出发，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科举、造就人才问题进 行了历史的反思，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不仅在国内推进科举改 革、兴建新式学堂；而且力排众议，派人出国留学。当然，首倡派人出国留 
学的，并非李鸿章，而是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闳。早在 1868 年他就 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由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时隔两年，容闳再次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同样建议。曾国藩“深韪其言”， 立即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并指派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与容闳一起草拟实施方 
案。李鸿章击节叹赏，认为派人出洋留学，是培育人才、力图自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