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④  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7，第 12—13 页。
人才，毋令佥王之徒巧为尝试，斯为国家之福。”这场形诸于章奏的公开论 争，最后经总理衙门奕诉等出面调解而平息。奕等既说李鸿章“请开洋学”
“原与科目并行不悸，并非如王家壁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又声称“洋学 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而应优先解决遣使问题，“将来出使各国之人， 
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罕， 不至再有异议矣。”①
这场争论不仅形诸于章奏，而且笔之于函牍。作为门生、部属的刘秉璋 曾致函李鸿章提出责难，而李鸿章则“托干净臣诤友之义”，复信“聊布腹 
心”，进行驳论。李、刘之争，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时文、试帖、小楷和要 不要学习“洋学”的问题上。刘秉璋以避免“招人非议”和“制科代有伟人” 
为由，竭力维护时文、试帖、小楷。李鸿章批驳说：“招人非议，是专就人 一面看，当论是非，不论毁誉也。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此所已知者 
也。”“至称制科代有伟人”，曾国藩、李鸿章“皆科目得之”，“此论前 数年早已辟过，尚记忆否？”即使有几十个曾、李，“洋务亦断办不好，此 
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
刘秉璋还以“圣道”贬“技艺”，主张“用夏变夷”，反对设立所谓“用 夷变夏”的“洋学局”。李鸿章严正回答：“又谓算学比于天文，生为六艺 
之一，圣人未尝不讲究。兄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又谓格致测 算无非欲其用诸制造，然天地万物万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又谓 
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 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 
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 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所齿斤于夷夏之防，则必吏有攘夷之本领，然 
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请问公有何术乎？”
刘秉璋最后危言耸听地说：改功令，学洋学，“言之而行则误国，不行 则损望”。李鸿章坚定地表示：“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 
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①当然，他并不知 道“必来取法”的“王者”，会是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阶级的反对力量
——资产阶级。
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 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
1874 年李鸿章还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 度本身。但是，同光之交关于变通科举之制的论争，却把李鸿章的科举改革 
思想推向前进。1878 年 2 月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断言晚清“人才风气之固结 不解”，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究其根源，就在于上自朝廷下至士 
子无不崇尚“科目、时文、小楷”的恶果。他把批判的锋芒首次指向“时文”、
“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 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这些见解明显地超越了同时 
代洋务官僚头面人物的认识水平。
还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为章刻明朝波滨蔡先生遗书所写的序言中，特地
①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等奏折附单》，《洋务运动》（一），第 151—152 页。
①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5，第 4—5 页。
借题发挥，抨击晚明科举之制，以古讽今。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论晚明 积习之弊，以志余慨焉。”他写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人才虽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 或不尽衷于道， 盖其时科第重而朋党兴，居风气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 
书文取士，其始风气浑朴，往往根抵经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荐举， 故凡巨儒硕彦多出为时用。中叶以降，制艺试士既久，陈篇旧句盗袭相仍， 
于是格律变而益精，风尚穷而益变，向之所谓根抵经史、涵泳道味者转较迂 而不切，未由适中度程其高下情浊之矩，有司意为去取，如风之漻然于长空 
而不可执也。是时科第既益重，豪 之士槁项没齿冀得，当于一试幸而得之， 英光锐气耗减略尽， 奚暇他求。故论者谓有明一代无学问者，非无学问也， 
举业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习于见闻，风气所趋，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进者，仕宦不逾常调，计典不入上考，暨其极敝，知有师生 之谊而不计国事，知有门户之党伐而不论是非，虽其雅负时望犹蹈此失，况 
汶汶于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掳忠，匡救百一，势孤援弱，亦 终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园事日棘，乃拔一二异才于举业之外，犹必群力倾排， 
务俾颤沛而后已。此其未流所锢，日即沦胥，虽圣人
其能振救之哉。虽然其所托为孔孟传道之书，则其说甚纯无瑕，其初立 法取明理达意而止，视夫专崇未技炫巧斗妍而无实义者，犹为质胜于文，然 
偏重之弊已若此矣。①
在这里，李鸿章虽然名曰“论晚明积习之弊”，但其真意却在于影射清 末偏重科第造成“无学问”、“人才衰”和“朋党兴”等严重后果，为改革 
现实的科举制度寻找历史的根据。正象曾纪泽所说的那样：“抉摘晚明科第 朋党之弊，不遗余力，此文殆有为而言之。”②
第二，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
60、70 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 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 80 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 
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 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不谙世事、 
醉心利禄之徒，大都出之于科甲正途。因此，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学 兼汉宋，道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成份，就成为改革腐朽的 
官僚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李鸿章的认识和实践是脱节的。 甲午战后，他曾反思说：“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 
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③。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 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废科举，更不敢奏请易官制，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开 
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
自 70 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支持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支持罗应旒。1879 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建议在不改变科举制
度的前提下，另辟途径，造就精通实学和西学的人才。他认为选举之法“舍 词章外无另设专科之理”，主张“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 
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尽弃其时文、诗赋之学”，而“视
①  李鸿章：《重锲洨滨遗书序》，《李文忠公遗集》，卷 2，第 16—18 页。
②  薛福成：《庸盒文外编》，卷 2，第 47—48 页。
③  李鸿章：《复院幕陈丽樵》，《李文忠公尺牍》，第 29 册。
其才之相近者”令研究各科实学和西学，“学有成者，由掌院与督抚视其才 之大小保奏录用。”①清廷诏令李鸿章、沈葆桢“妥议具奏”。沈葆桢在复奏 
中，既断言“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②；又赞美时文，主张存时 文去诗赋。李鸿章的态度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罗应旒之条议，如兼课西 
学以资实用，鼓励巧工以新制造，??均可节取而酌行之。将来遇有此等事 件，应由臣等随时请旨核办。”③
一次是支持潘衍桐、谭宗浚。1884 年正当中法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国子 监司业潘衍桐呈递《奏请开艺学科折》，认为“求才不若储才”，指出当时 
中国急需“边才”，“夫边才莫要于知兵，而知兵莫先于制器”。他建议另 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并对那 
些经过实际锻炼著有成效的艺学科乡会试举人、进士，分别等第量予官职，
“如此乃足得异才而收实用”。潘氏批驳了所谓“中国文物之邦，不宜以外 洋为法”、“用洋人之长技以敌洋人，必干事无济”等谬说，断言只有学习
“外洋”，开设艺科，才能使“真才可望奋兴，而边务亦资得力矣。”潘氏 关于开设艺科之请，犹如投石击水，使自同光之交论争以后一度趋于沉寂的 
政坛又掀起新的波澜，潘折上后，清廷诏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衙 门妥议具奏。于是御史方汝绍、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等纷纷应诏 
陈言，时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左宗棠也特地写了《艺学说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