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且二麦均系条播，行间在冬季均是空地，如能于种麦时同时撒播油菜于其间，或于麦出芽后补种，均能于一两月内，采菜食用。既不碍于麦之吸收阳光，又不误麦之中耕（春初锄麦），二十七年（1938年）唐河遇灾，曾如此普遍推行，收效甚大。
普种油菜，收入极大。于休闲地纯种者，每亩可采菜四百余斤，麦地间种者，每亩可采菜二百余斤。退一步言，平均按二百五十斤计算，比照目下每斤四毛之白菜价格，亦可每亩额外收入一百元，每顷额外收入一万元。即以南阳一县为例，现有耕地两万六千余顷，如能贯彻此项普种政策，就可额外增加两万万六千元的收入。如虑其因雨量、气候、土质、种子之关系，不能达到所预期，就是再打个对折，亦有一万万余元的收入。这个数目，仍可惊人。必须有此项巨款，才能救活十万灾民，再少了灾民就成了饿殍了。南阳一邑如此，想其他县，亦莫如此。各县如能一齐起来推广冬耕，生产救灾，我敢相信河南灾民即可有大部分得救，而不至转死沟壑，流离失所了。
迅定运粮与移民就食办法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16日
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晓沧氏赴老河口与湖北省陈兼主席①[76]商洽购运赈粮，配送灾民，已获得圆满结果。陈主席允许先在鄂北各县配购稻谷三万市石，且按急购之价，价售河南，比之市价可省四百万元。并允以后仍将尽可能设法源源以余粮救济河南灾民；对于灾民赴鄂就食，亦饬各县设法尽量救济，并慨解义囊捐十万元，分交鄂北三、五、八三行政区专为救济入境灾民之用，以示提倡；对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伯坚所拟二百万元救济赴鄂灾民办法，亦表示愿尽力助成，即饬各县与之商洽实行。据李委员云，陈主席对豫灾甚表关切，凡有所求，如力有可能，无不允许。此种慷慨恢弘之胸怀，实属少见。我们知道，陈诚将军是党国大员，湖北主席乃系兼职，湖北民食须筹维，河南灾民亦须救济，豫民鄂民，都是中国人民，在身负党国大责的陈将军当然不会有所区别，有所厚薄。陈将军一切允诺，尽可能的设法救济，这正是陈将军的伟大处，亦是党国大员应有的襟怀与风度。这不但值得豫民感谢，亦实令人钦佩。
购粮救灾，移民就食，既得圆满结果，邻省当局亦已允许嗣后仍愿尽力协助，善门大开，示我周行，应如何运用购得粮食，救济不能外出的灾民，使不至饿死；设法配送，使能外出的灾民，得以就食邻封。这是河南省县各级政府救灾委员会以及各慈善团体应该立时协商订出妥善的办法，迅速见诸实行的。天将入冬，气候寒冷，田野之青菜将尽，灾民之饿死堪虞，再迟延，真要饿死人了。第一，我们希望省府速将款汇与湖北省政府鄂北行署，请其分发各县，款付了，好向人家要粮食；第二，应速定起运分配办法，于一个月内将粮食运回河南；第三，运到各县后，立时照价发给有购买力的灾民，或强迫富户购买，再贷给无购买力的灾民，以转回价款，再作第二次购运。陈主席及鄂北各专员、县长既允救济，在不影响湖北征粮与民食的原则下，必不至阻遏平粜，自食其言。
其次，对于灾民出境就食，亦应迅定配送办法。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所拟之办法，我们虽未看见，但料想总偏于鄂北各县收容救济者多，对河南如何配送，或不甚详。我们的愚见，省政府应定出统一办法，饬县遵办。对于配送的办法，我们以为，凡出外就食的灾民，应先说明其就食之地点，向县救灾委员会请求填发路单，然后才准外出，没有路单的不准出境。往鄂北移迁就食，应在邓县之孟楼、新野之新店铺、唐河之湖河镇三处设配送站，灾民可凭县救济会所发之路单，向配送站请求配送。往光化、谷城一带之人，可投孟楼站；往襄樊一带之人，投新店铺站；往随枣一带之人，投湖河镇站。按站分配，分批入境。收容站应事先就分配好食宿之处，灾民一到，即可各投处所，不致投奔无路，饿死道途。
这是原则，如何见诸实行，还须省府速订办法，再与鄂北行署商定实行。李晓沧先生以五十高龄，仆仆风尘，说好话，陪笑脸，行旅已够苦了，而又不惯乘车长途往返，呕吐数次，已算尽到职责，劳瘁得够受了。然而灾民得救，他不知苦不觉苦，又匆匆的赶回鲁山去。看了李先生这种精神，大家也该感奋，迅速订出办法，利用李氏打开的这一条坦途，把赈粮运进来，把灾民送出去。
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17日
今年豫省的灾荒，真是这数十年来所未有。当两月前，秋禾业已绝望，而麦子尚不知能否播种的时候，粮价一直上涨，一般人心惶惶，真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的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同时在人事上，我们最高领袖轸念豫灾民，不但减免了许多征实征购的数量，而且拨给巨额赈款，不仅发给赈款，而且从陕、鄂输进大批食粮①[77]，于是乎市面粮价遂突然下跌，一般浮动的人心，才像是一块悬着的石块似的落了地。
不过粮价虽跌，而人民逃亡到外面的已经不少。至于留到家中的，也都是吃糠咽菜，奄奄一息。现在是有菜可吃，到了明春，当更困窘。我们试一到乡村，所看到的农民苦况，简直有很多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古人讲“救荒无善策”，真是一点不假。
由于这次灾荒，使我们不由的想到，现在不是二十世纪吗？在人类文化进展到相当高度的今日，而我们还是“靠天吃饭”，一遇到天不下雨，就没了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田里的禾苗，由青而黄，而枯，这真是太不进步了。其次是平时在丰收的年景，全无贮积，突遇灾荒，就想赈济，也无从赈起。就这两方面看，可以说平时既无防旱的准备，又无御灾的打算。所以问题一来，大家都感到心烦意乱，莫知所措。
好在这次旱灾，仅仅限于河南一隅，陕、鄂丰收，得以挹彼注此，在全国说，问题还不算十分严重。可是有这一次的教训，我们应力矫过去之失。本来两千年前的荀卿对于“自然”已有着这样的论调：“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②[78]
可是两千年来，社会上一般人，仍旧是“大天而思之”，与“从天而颂之”，一遇着天老爷不下雨，于是乎就相率乞灵于黄龙爷与黑龙爷，恰巧碰着下了，于是就兴高采烈的，大唱其贺雨戏，及至鬼神不灵，大家也只有听着，绝不想根本的解决办法。今年旱灾过去了，于是就“好了疮疤忘了疼”，觉得旱灾只不过是十年九不遇的事，以后哪还会再像今年呢？于是乎也就不再想防旱的办法。即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灾荒，再远一点，清末光绪三年（1877年），老年人常常说起来，历历如绘，那时庄稼怎样瞎了，怎样吃草根树皮，饿死了多少人，说者同听者只当作一种故事看，绝没有想到有那样的惨象，今后我们该如何补救，用人力来制天行，使这种灾荒以后永远不再发生。所以一次灾荒过去了，不去管它，迟几年再来一次。可是社会上秩序的骚乱，以及历史所有朝代的鼎革，几乎没有不是从灾荒上起因的。这可以证明我民族的惰性太大了，在这民族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如何会能制胜他人，而不淘汰？
现在痛定思痛，我们认为，一般人的惰性太大，非用政治上的强制力，是不易为功的。关于水利的兴办，在最近简直应列为主要建设。在上月的报上，载有省府将征实征购列为对县长主要考成①[79]之一的消息，这自是应该的，不过有粮食的县份，自可不成问题，可是灾况较重的县份，差不多是十室十空，县长无论如何负责，恐怕也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吧。所以欲粮征之顺利推行，首在增加农村生产，欲增加农村生产，主要又在对于水利的兴办。
关于水利兴办办法，我们认为，政府对全国要有一个详细的通盘计划，大规模的由政府拨款举办，小规模的应由地方举办。至于不能开渠的地方，可以生法凿井，由政府督饬，倘能够不怕旱灾，那么每年的收成，自会有一个最低的成数，决不至于一下子弄得颗粒不收。其次是积贮，当丰收之年，必须严令其积贮，以防不时之急需。倘各县平时均有积谷，就是遇到灾荒，也决不会马上弄得哀鸿遍野的。总之水利的兴办，决不是难以推行的政令，而且这是一劳永逸、事后有获的工作。即令强制施行，当时人民或者感到有些须艰苦，但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德政。过去西门豹治魏，与公孙侨治郑②[80]，不是很好的先例吗？“民可以乐成，而不可以虑始”③[81]，一般人所见者只是小者、近者，而政治非从大者远者着眼不行。一般人都具有惰性，往往看到而不能行，可是政治非得有积极性，与强制性不可。
我们对于兴办水利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事，所以再三再四的著文评论，省政府虽拟了一个一万万元的水利计划，由建设厅厅长亲呈中央，请求拨款，但在县政府与地方人士，对于当前的大灾尚多漠视，没有一种浓厚的兴修水利救旱灾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