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重庆《大公报》社根据这篇通讯，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大意是说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中原却有大批灾民饿死，希望当局予以注意。《大公报》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责令停刊三天。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开会，因为大声疾呼为灾民请命，弹劾了孔祥熙的荒淫无度和汤恩伯在河南的暴政，汤恩伯恼羞成怒，在郭仲隗先生由渝返豫途中埋伏许多特务，企图对郭进行暗杀。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之下，河南300万人民饿死之前连呐喊几声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无声的死亡是人间最悲惨的事”，而这死亡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百万人。
就在这个时候，南阳《前锋报》给我写信，聘我作为“特派记者”，到灾区看看，写一些关于灾区情况的报告。
《前锋报》是一家民营报纸。社长李静之为人正直，是我所久已仰慕的；总编辑孙良田，我们在抗战初期便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是完全信赖的。但是，这样一份麻纸两版对开的地方小报，不论从政治背景和社会威望说，和《大公报》都是无法相比的。他们的“肩膀”应该说还是很“窄”的，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地报道灾情吗？他们难道没有想过这样做会招致的后果吗？我对他们这一决定既感到无限钦佩，又为他们惴惴不安。
从我自己说，1940年冬，我在洛阳《阵中日报》工作时，曾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在“劳动”营关押两个月。后经国际新闻社朋友范长江多方营救，释放时还带着“暂准退学，随传随到”的尾巴，而且释放后《阵中日报》便把我开除，只好带着老母妻儿回到汜水县老家赋闲。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总编辑于赓虞是我在开封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让我到印书局编一个名叫《新儿童》的刊物。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整个中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伏牛山工作团”、“叶县青年集中营”，成批成批地把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逮捕审讯。河南著名学者嵇文甫，便是在这段时间被捕关押到防空洞中的。在这样的气氛下，我这样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只有做哑巴的份儿，担负这样“捋虎须”的工作，实在是自不量力。弄得不好，反而会辜负报社的重托，给《前锋报》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然而，每天一开大门便有难民在门口倒毙的惨状，每天一睁开眼便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每走一处都可以看到的鸠形鹄面的灾民，使我一刻也不能平静。我感到：作为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便比死还要痛苦。这样，我便毅然答应了《前锋报》的要求。
当时，采访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陇海路东段，从洛阳到郑州，路轨已经拆掉了，也没有什么“长途汽车”，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公路东行。
大灾之年，社会秩序不可能是好的，拦路抢劫的事，不断发生。当时我的爱人宋映雪在离洛阳几十里的平乐村一家中学教书，我的白发老母，和刚刚降生几个月的婴儿，都由她一人照顾。母亲听我说要孤身一人骑车深入灾区采访，竭力反对，待到反对无效，便暗自叹气流泪，她忧虑的只是旅途的安全，而映雪则想得更多，她知道此行担负的全部风险。一年以前，被抓进“劳动营”的时候，她正住在北邙山下一个小窑洞里生下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孩子还没有满月，我便被特务抓走了。她一个人，又要为婴儿哺乳，又要安慰日夜哭泣的老母，又要四方奔走设法营救我出狱，受尽了人间的折磨。这些记忆，她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她明明白白地知道，为灾民呼喊，将会得到的是什么酬报。因此，当我向她说明要深入灾区、反映灾情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没有做声。一连几夜，我发现她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有时蓦地披衣独坐，默默沉思。我知道她内心经历着怎样剧烈的斗争。临行前夜，她一边替我整理行装，一边深情地说：“放心去吧！家里的事，由我全部承担！以后因笔招祸，我们也不后悔！”第二天一早，她抱着孩子把我送到村头，说声“沿路多自保重”，便转身走了。她的坚强的支持使我增强了信心。
平常我们灯下谈心的时候，她常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四围这样黑暗，你们写文章的人，好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即使发出一点微弱的光，很快就会熄灭，会有多大用处呢？可你们却那么认真，不惜碰得头破血流！”是的，在黑暗如漆的旧社会，我们文人手里的一支笔，即使是为人民发言，它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啊！因此，我写这些报告的时候，署名是“流萤”——署这个名，一方面为了减少无谓的麻烦，一方面也表达这些文章并无烛照黑暗现实的力量，只不过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一缕萤光而已。
我骑着一部脚踏车，从洛阳跑到郑州，又从郑州南下，走到汝南，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如实作了记录。那是1943年春天的事情。此外，早在1942年冬，我因别的事情去西安一趟，写过一篇《无尽长的死亡线》，《前锋报》不加修改地连续发表了。这些报告，文字粗糙，也许不配陈列在文学的殿堂里。我写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从这方面考虑，只不过为这次灾荒留下一个粗略的投影而已。
后来，《前锋报》还把它集印成册，社长李静之为它写了热情的序言。32开本白麻纸的印刷品，像衣服褴褛的灾民一样，是不能进入大雅之堂的，连作者自己，每次填写劳动成果表时，也往往把它弃置不论。然而，在当时，它又确实是代表千百万灾民发出的呼喊，它点燃过广大读者心灵的愤怒烈火，也引起过一些人切齿的痛恨。它是一块粗糙的石碑，文字尽管拙劣，但却记载着反动统治的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今天的青年，重读《豫灾剪影》，会像读《天方夜谭》一样感到陌生。然而，这是事实，是40年前铁的事实！《豫灾剪影》里的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便是新旧社会的界碑。愿今天的青年，把这个界碑埋入心田，化为前进的动力，作者便心满意足了。
1984年3月于武汉
《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封面
发表在《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上的《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署名李蕤。
1985年，湮没了42年之久的“流萤”的《豫灾剪影》在袁蓬主编的《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上再次面世。全文以《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为题，署名李蕤。除收有原书中的10篇通讯报道外，还增补了发表于《前锋报》1943年5月15—16日的《粮仓里的骨山》一文。
袁蓬摄于20世纪90年代
袁蓬（1928—2012），原名袁铁汉，河南尉氏人。1947年曾在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在他主编《河南文史资料》期间，为钩沉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做了大量工作。
四、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引 言
《前锋报》是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它创办于1942年元旦，是一份4开的麻纸小报。这张报纸，无论从社会影响、印刷质量和发行量等，都是无法和重庆《大公报》相比的。但这份报纸，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不仅组织特派记者奔赴灾区采访，而且发表了近百篇跟踪报道救灾的社评。这些通讯和社评，为河南大饥荒留下了最为具体的翔实的记录。
南阳《前锋报》的社长李静之。他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地区一个富裕的家庭，1924年肄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34年先后任河南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及河南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像有这样背景的人，在当时社会上，飞黄腾达是很容易的。但当官发财并不是他的理想。他怀着“蚁负一粒”的社会责任感，在南阳曾创办景武高中。景武，是敬仰诸葛武侯之意，南阳是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李静之心中的楷模不言自明。同样的，他创办民营报纸《前锋报》，是要用新知识启发民智，唤起民众。《前锋报》中的“前锋”两字，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创刊号上，李静之亲笔撰写发刊词，以“仗义执言，为民前锋”为办报宗旨。报社自筹资金，不接受政府的津贴，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
《前锋报》和1942年河南大饥荒仿佛有着不解之缘。它刚创办半年多，就遇到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浩劫。《前锋报》遵循自己的办报宗旨，不辱使命，不遗余力地大力呼吁救灾，从1942年7月一直到1943年6月，先后发表了近百篇面对现实，痛斥黑暗、为民请命、为救灾献计献策的社评与时论，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大灾之年，《前锋报》的发行量竟高达数千份，其影响覆盖了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地区，被人们称为河南的“小公报”。
本书所选的68篇社评，基本上呈现出《前锋报》这些社评的面貌。它们涉及河南大饥荒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可能一一介绍，归纳起来，有以下4个特点：
1. 跟踪报道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