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顶可叹的是有些卖馒头的人，因为没有网，便把馍的样品缚在篮子的“系”上。
街上盛行着一种食品，名字叫“牛肉冻”，原料是杀牛剩的杂碎，掺上皮，和上洗肉的汤，煮得浓了，弄出来一凉，便成了凉粉块一般的东西。吃了之后，十准生病，因为那根本不是食品，又冷又脏。但那些没钱的下力人和贫民们，却争相购食，他们顾不得吃下去是否会明天死，只要眼下能打发住肚子。
有一天，我去某街看一个长辈，在那条几丈长的街上，见到四条死尸，和六个走不动的灾民。四条死尸之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婆婆：脸向着天，牙齿上爬满了苍蝇，上体在破烂的衣服下裸露着，胸部还起伏着，证明呼吸并未停止。但是，该街的甲长为了怕担负他那条街饿死人的罪名，已经用十三块钱雇了两个穷人掩埋她。当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她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锨走了。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已成为一种职业。
另外，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在井边躺着，枕着一块破砖，头边堆着一大团乌黑的东西，和狗粪一样，几个小孩说他们看见是他才呕吐出来的。他闭着眼睛，什么话也不说。问他，他的声音已经细得如丝一般，说他是济源人，已经在这边六七年了。我给了他八卦丹，他摇摇头，他不需要药品，他需要食物。
在那死尸的一边，还坐着两个快死的人，一个的脚，肿得和发面馍一样，脸也浮肿得不成人形，另外一个，腿瘦得如同火柴，身上连一点肉都没有。甲长拿着馍，送给埋葬死人的小工。他们恳求着也要一点，甲长奚落地说：“你去抬吧，埋吧？”那乞丐只好把头低下，什么话也没有。因为他们恐怕顶多一天两天便要被人抬走的，他们哪会去掩埋别人呢？
汝南的“南湖”，是那里第一个风景区，里面果木成林，花卉满园，向来是游人盘桓的地方。但现在，南面不远的新堤上，却隆起了无数的新土堆，有的外面露着头发，有的被野犬扒开。因为掩埋过多，过浅，已经有人瘟的发生。但是每天的黎明，总还有几辆马车拖往城外，增加这人瘟的酵母。
汝南也不乏慈善家和热心救灾的人，城里也时常有散发馍票或散钱的事。但因为没有整盘的计划，有的灾民也许一天前得到施赈的招呼，后一天却照旧饿死；有的听说城里放赈，到后却恰跟上挨饿。所以每有一次零星的布施，街上倒的人必更多一些，第二天抬出的死人也更多一点。
几个乐善好施的人家，门口常常躺得横三竖四，连走路都不可能。这种情形，使原来热心救灾的人，渐渐把心也淹得冰冷。没有彻底的完备的办法，谁开得了这个潮水涌着的“善门”呢？
听说汝南的灾民，十九都是从别处流亡来的。然而这也不应成为救济不了的理由罢！
人饿倒了，便躺在热闹的街心。死了也没有人理。同时，活人们仍然在死人的身边完全“视若无睹”，来来往往。这真是非人间应有的惨象！
（三）
在灾民的哭声中，另外夹杂着汝南各界的呼声：“严惩贪污！”汝南最近察觉两件大贪污案。这两件贪污案，都是和救灾直接有关的。
汝南十九店，以往组织有私仓积谷，用意在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赈。这个仓社统共有公田四十九顷，每亩每年二斗，由仓库主任傅伯明积存。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起，积仓便没有动用过，合计起来，共有一千五百余石。现在灾荒已极严重，各方决议开仓施赈。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一斗麦足可以维持生命，那样便是说，这一千五百石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但是，这位仓库主任傅伯明，却一石未积。佃户倒都缴过了，但他没有存到仓里，却都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汝南日报》上大声疾呼地说：“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读之真令人感动。真的，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对这杀死一万五千人的刽子手，他的罪真是碎尸万段也仍有余辜。
但，傅伯明主持的仓还是私仓，盗用的积谷还是私社的积存；更令人吃惊的是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的大贪污案。汝南粮管处，共设有七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拨付的时候，须有县府粮政科的拨粮凭证。但是，李东光却私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令购户往分仓索取。第一批是在县东北唐营仓库提取的，经该处分仓主任检举，证据确凿。事泄之后，黍杆铺分仓主任因与李东光预先亦有勾结，在该分仓亦提取有一百余石，乃往该仓库消灭证据，亦被检举。现在李东光、黍杆铺的分仓主任，都在扣押中。
据说李东光这个贪污案，已有证据的便已经是小麦五万九千斤，其他支仓中未查出证据者还不知多少。这些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来的，这，国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负担。这五万九千斤粮食，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
“人民罄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
李蕤（1911—1998），原名赵悔深，“流萤”是其笔名之一。生于河南荥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1932年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1935年加入北方“左联”，1936年进河南大学文史系。抗战爆发后，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南阳《前锋报》、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1948年8月携全家进入豫西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1952年入朝采访，1953年调往武汉，任中南文联及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任武汉市作协主席。出版过《李蕤文集》四卷等。
《豫灾剪影》序言
李静之
我们中国所遭的战祸是史所未有，我们河南所遭的大灾也是史无前例，在国家遭受空前大战中，河南遭受了空前大灾，这是河南的浩劫，也是国家的不幸。从前在史书上，古人诗文中看到的形容灾荒惨状的记载，总以为是文人过甚其词，现在竟有事实把不能令人相信的记载状述都一一为之证实。同时使我们知道河南这次灾情之惨，确是空前。对这惨重的灾情，我们不但呼吁救济，而实地看看，据实择要记载，写成实录，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留几片段史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灾遍全省，区域广大，处处都看到，势不可能，只有择灾情最重的陇海线洛阳至郑州那一段，去看看，豹窥一斑，全可概见。
本社同人对于救灾，都很热心，远驻洛阳的特派记者赵悔深先生自也不例外。我们有了这个意思，写信同他商量，他就不避苦难慨然应允，愿单骑到灾情严重的郑州、荥、汜去看看。这本小册子，就是悔深先生深入灾区的见闻实录。
如果这本小册子尚有一看的价值，我不愿说是因为作者的文笔流利，写得生动，是因为写的是灾情，内容太充实，故事太动人了。当然我也知道，没有作者流利的文笔，决不会将故事写得这么动人。有了真实的内容，再出以流利生动的文笔，才能令人看了文字的记载，比实地看到那些故事更为感动。
这里边的记载曾使许多读者看了不快，甚或心悸而泪流。但我相信虽不快，纵流泪，而仍是要看的，因为从不快中还可获得不少的美感，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文学素养了。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四日
李静之（1901—1988），原名李海晏，字静之。河南南阳地区方城人。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42年初创办《前锋报》，任社长。1942年河南大灾中，委派特约记者赵悔深赴灾区采访，在《前锋报》上连载了10多篇反映大灾惨况的通讯报道，组织撰写了近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新中国成立后，为“民革”成员。20世纪80年代以后，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李 蕤
1942年，河南发生一次大旱灾。那次旱灾，河南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据官方的数字，是300万人（有的讲达500万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见死不救，照旧征粮征兵，而且趁火打劫，加强剥削压榨，把千百万人民驱入加速死亡的深渊。千百万无告的人民，像大火中的蝼蚁、严霜中的黄叶一样，辗转在死亡线上。灾区范围之大，包括中原半壁河山，从京汉线到陇海线，川流不息，尽是衣服褴褛、面黄肌瘦、携儿带女、辗转向西奔逃的人流，构成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
当时，重庆《大公报》有一位记者，名张高峰，他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从洛阳到叶县沿途，目睹了灾情的严重，写了一篇通讯，透露了灾情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