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但自从敌人侵入新乡，占了开封，陷了信阳，这两条大动脉被隔断之后，郑州便一落千丈地萧条起来。尤其是到三十年（1941年）一度沦陷之后，市面上被敌人洗劫一空，各商店纷纷关门闭户，冷落的情况，连外地的小县城也不如。去年，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又南移新郑，郑州便不仅失去经济中心的价值，同时也再不是政治中心，它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废墟，一个“死角”的弦。
这城市以往的繁荣，并不单是郑县给它哺养成的。解除了“全国交通枢纽”给予它的武装，它和汜水、广武、荥阳一样，是个地瘠民贫的县份。去年荒旱，麦秋颗粒不收，据郑县鲁县长的报告，去年收入的粮食只够全县人口一个月的消费。所以这十几万人，很快地便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因为郑州是抗日最前线，在沦陷区的民众，因为受不了敌伪的虐待，同时还记忆着郑州市往昔的繁华，纷纷出生入死地从敌区逃来，向这死角汇流。于是，灾民的人数日益加多，日益扩大。
（二）死在“国际救济会”门前
关于郑州的灾情如何严重，我想谁也没有详实的统计。据郑县县政府的调查：“上年二麦的收获仅够全县人口一个月的生活（应负担之征购及县级公粮尚未除外），秋苗干枯，颗粒无收，市区的商店，由一千二百家减至二百七十家，全县人口，由二十万减至十五万……”这便是说郑州有五万人口脱落了户籍统计，除了一部分是逃到外省，其余的便是离开了人间。
剩余这十五万人口，命运又如何呢？据郑县县政府统计：“就现有之人口中，除充足之十五户，自足之二十七户，及不足之三千八百九十三户外，计有非赈不活之灾黎四万九千余人……”
在四月份以前，我们可以说除了“国际救济会”的四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的零星布施。所以那时的郑州，“随处可以见到那些干骨组成的乞丐，有的躺在地上，有的蹲在墙角里，有的倚在高门楼下，有的强抖精神，跟着行人叫哭……两星期中，饿死一千七百多口。”（见照心：《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①[23]
我来到郑州的时候，在气候上说已经到了春天，在救济方面说，已经添了十几个救济单位，但是随处还都看到奄奄垂毙的孩子和僵在残砖断瓦之中的尸身。
在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里，外国的老牧师对我说，这里的七八百难童，原来还大半都有父母，经过冬天，三分之二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他说，在年关前后落雪的几天，他们躬亲调查的结果，有一天便发现一百八十三具尸身。一天中便发现一百八十三具尸身，这是如何可怕的数字啊！
我去参观的那一天，在国际救济会不远的空地上，躺着一具死尸，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一只胳膊已被狗吃掉，尸体血肉模糊地暴露着。难童学校的吴校长对我说：“那边的空屋里还有个老头子，另外，那边防空壕里还有个十几岁孩子的尸身，两天了，还没有人埋……从前，看到这些尸体很不忍心，都是我请求国际救济会派人抬去掩埋。谁知从此以后，清早一开门，门口的死尸比头天还多。他们知道这里肯埋，便把死尸搬到这里，这还得了？我也不敢多管了。昨天发现这两具死尸，给县政府打了电话，今天还在这里。”
我昨天只见到还剩一丝气的人眼巴巴地望着救济会粥厂的门墙，希望能够进去，但谁会料想到连死后的尸身还要躺在国际救济会的门口等待掩埋呢？
有一个人对我说：“国际救济会在郑州，固然救了不少的人，但也因为他们，多死了许多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收的人数控制得太严苛，说收四千人，连四千零一个也不收。可是，四方的灾民听说郑州有粥厂，都成群结队地往郑州跑。来到这里进不去，都饿死在国际救济会门口了。”
听了这些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救人民于水火使之不死，本来是最起码的责任。而我们却无力做到，使外国人的布施成了高不可攀的德泽，使人家感到善门难开的苦恼，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不感到羞愧呢。
（三）地狱般的夜市
郑州在没有沦陷、没有旱灾之前，还有相当的繁荣，商店有一千七百多家。但现在，鼎鼎大名的大同路、德华街、福寿街，都成了荒场。冷冷清清的长街，有时候走半天遇不到一个行人。高大的市房，有的用砖把门实封着，有的任它敞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被敌机炸得东倒西歪，有的被灾民拆去了梁柱。好多门额上还有没剥落的招牌，但实际上已成了任人便溺的地方。全市开门的商店，不及二百家。
这里没有房主抬高房租的问题发生。我看过几个朋友，他们虽则不是高级公务人员，但住房却都几进几出，非常宽敞。因为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们，都担心这个死角随时会沦陷，早已逃移到另外的都市了。
这里的电灯早已没有了，同时，因为菜油每斤也要二十六七元，所以一到黄昏，全市灯火全无，一片漆黑，行人断绝，除了听到街角或空屋中有灾民的哭声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简直像在地狱里巡行。
从前，郑州有五千人力车夫领登记牌照，铁路中断后，也还有三十五百人。现在，郑州几乎找不到人力车。我问一个警察局的负责人，他说，市面上兜座的人力车，总共只有二十三辆，同时，坐车反比徒步走还慢，因为每个车夫都饿得走不动了。
（四）粮市以外的“粮市”
这里的粮食，大半是依靠山西、陕西一带辗转运输而来的。因为这里离粮源最远，脚力最大，所以粮食比任何地方都更缺，价钱比任何地方都更贵。
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自然，我这报道明知是“刻舟求剑”，等到这通讯印成铅字的时候，价格不知道又提升到什么程度了。
限价实施的时候，当局曾经严格地和商人们斗了一场气。枪毙了一个黑市卖粮的商人禹孟贤。但不久市面却买不到粮食，压迫得人命仍由他们左右。
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百分之七十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三百多块钱买一市斗粮食，灾民们谁有这力量呢？他们的食粮有另外的市场。
别处的榆皮面，在集市上仿佛不是主力，而在郑州却占着绝大的优势，随处可以见到把铁鏊子支到街边烙榆皮饼的摊贩，讲究的还把饼里包上枣泥馅子，这是上等的灾民食品。另外，韭菜根、蔺草根、花生壳、枣核、甘蔗皮、柿蒂、红薯秧……也都罗列着，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备价才能得到的。红薯秧每斤便要十元，所以这些东西仍是中间层灾民的食品，只有两只瘦手的人仍然无缘问津。
长春路上，每天麇集着许多从四乡来的农民，他们携着衣服、被褥、箱笼、镰锄犁耙，刚从爹娘孩子身上脱下的衣服，墙上拔下来的铁钉，嘶哑地喊着：“卖哩卖哩，还价钱就卖！”他们希望着能卖掉这最后的“财富”，买些榆皮面草根之类回去延续一家人一天的生命。
富而不仁的人们，他们的手是各处都要伸到的，除了操纵粮食之外，还操纵榆皮。郑州已经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以数千元的投资，买尽方圆几十里地的榆树，结果，不仅净赚了木材，仅仅榆皮面都赚了许多钱。有钱的人，真是“万方逢源”啊！
（五）恐怖的影子
和一个朋友在市郊巡行，没有二里地的光景，便发现四个死尸，有一个年老的人，大约是才昏厥不久，四肢还会动弹，但身上却已经被人剥得一丝不挂了。
“这都是另外的灾民们干的。”朋友对我说，“这还不算惨，在隆冬那些时，吃人肉的事是常常有的。下午倒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臂膀。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时没有人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
“去年冬天，落雪天气，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永道。他们因为饿得太狠，把亲生女儿香菊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现在是春天了，如果在十一月、十二月，你走这么远的路，不知要逢到多少饿死的人哩！”
从前郑州市面盛于一种“肉冻”之类的食品，据经过光绪三年大灾荒的老人说，那滋味他们尝得出里面的“异味”，后来政府便下令禁止这种东西上市。但据识者谈：那些马路边风尘中的饺子摊上，以及流动的“大锅菜”挑子上，确有人常吃出带肉的指甲……
晚上，披读郑州三青团分团部在各处的调查，悬梁的，投井的，服毒的，摔死孩子的，全家饿死的，一个人名连着一个，一页接着一页。从前，看到一个人的惨死会半天不能自释，现在却看到成千成百的垂死的面影，这些死者似乎就在我的脸前躺着，使我不敢再一个个念他们的名字。
古书载“人自相食”、“易子而食”的事，我们读着的时候，常为之毛骨悚然，不意我们今天却目睹了“亲子相食”的事。这真是惨绝人寰，不应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惨剧。
灾区通讯之九
灾村风景线①[24]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
（一） 夜半树梢上的黑影
春到了人间了，瘦干的土地上，又钻出了草的青芽，折秃了顶的树干上，又发出了稀疏的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