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有的是借钱，一百块钱每天四块钱的利息。
最普通的利息，是一百块钱麦收后缴一斗八升稞租。如果贫人现在借五百块法币，按现价可以购粮一斗半多一点，麦天便要付九斗的利息，本钱还不在其内。九斗麦以现价计算，便需二千五百元钱左右（每市斗二百七十元），五百块钱借三个月，出二千五百元的利息，这是一个何等骇人听闻的利率！但在今天的农村，却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灾荒，灾荒！灾荒的时候多延长一天，穷人便失去更多的田地、什物、性命，而那些富而不仁的人们，则恰好相反，灾荒的时间越长，情景越重，他们就越能更多地、更廉价地把穷人的一切转到他们的手里。
我离开乡村时，第一行政区专员区署正雷厉风行的查封大户的存粮，积极展开分保自救的工作，王专员更躬亲往各县视察。这种行政义举，实在是灾民的福音。政府是民众的保障，官吏是民众的父母。把“灾荒财”从土豪劣绅的腹中挖出来救济民众，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灾区通讯之七
友情的巨手
——记郑州国际救济会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
在彭赍光司令处正谈关于郑州的灾情和救灾、物价和限价等问题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两位匆忙的来客，一胖一瘦，一老一少。老的较胖的是外国人，少的较瘦的是中国人，他们脸上都挂着汗珠，一进来，便直截了当地和彭司令说：“我们的谈话很快，只要两分钟便可以谈完。”
随后他们便紧张地“谈判”起来。那个年纪老的外国人，是樊神父，年纪轻的是吴惠民先生，他们统统是为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而来的。他们那里有七百多个灾童，因为要断炊，听到有人说彭司令这边存有封存富户的囤粮，希望彭司令能在短时间内借给他们一点。
彭司令是个年轻而热情的少年将领，虽然诉说了这些存粮在他们的粥厂也正急需，但即刻便慷慨答应。樊神父非常高兴，立刻伸出道谢的手来。
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当时我便和吴校长约定下午去访问他们，看看他们的学校，同时也了解他们救济工作的全轮廓。
（一）四千人的粥厂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除了郑州的乡村，单以郑州市来看，收容的人数在全市实在占很大的比例。
在过去，国际救济会便存在，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到去年七月，秋苗一棵棵枯死，旱灾已呈，国际救济会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孩子。那时收容的名额是一千名，每月需用款六十万元。到九月，灾象更严重，他们于是呈准总会将救济费扩增为一百四十万元，创立四个粥厂，南关一个，杜村一个，豫中打包厂一个，荥阳郑州之间的三官庙也有一个，统共收容四千人。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尉氏、洧川、新郑、中牟、密县。
这四个粥厂的四千人，过去都是发粥。二月以后，因为奸商的操纵，以及各地限价不彻底的影响，粮价陡然高涨起来。当时每日按半斤口粮计算。每天每人改发给两元五角，每日须一万元，每月须三十万元。到了四月份，粮食的价钱又高了起来，救济会又从每人每日两元五角改为每天五元，这样就是每天两万元，每月六十万元。
发出的办法，是每十天发一次，每一次发给五十元。但是郑州的米价，已经卖到二百五十元一斗，面每斤售价二十五元，一个人一天五块钱，实际上是不够灾民吃的。但是由于救济会的经费有限，而粮食高涨的速率无穷，他们也爱莫能助。有人建议他们把救济的人数去掉一半，让一半的人能够吃饱。但他们不忍心这样做，因为四千人都是一般一样的人，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掉呢？
他们有两个收容所，一个在福寿街，容九百多人，另一个容一百八十人。每人每天发给一斤麦的糊涂①[21]，每餐每人半斤，一天可得两餐。我曾到一个收容所去参观，正赶着他们刚吃罢饭，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都恭敬地站起来行礼，他们都非常满意今日受到的待遇。所可惜的是人数有限制，不能收尽街上所有的苦难的人们。我出去的时候，许多老人妇女牵衣哀求，想请我把他们荐进墙里面去。但人家经费有一定，即令再热情，又有什么办法收容尽这些可怜的人呢？
（二）“幸福圈”的内面和外面
他们的难童学校，坐落在二马路。里面收容的男女学生，共七百多人，算上教职员工，共八百七十人。
这些孩子们，有的是从黄河东逃来的，有的是从黄河北逃来的，也有的是郑、广、荥、汜一带的穷家孩子，也有的是郑州市上的乞儿，他们都是受尽了饥寒，受尽了流离的痛苦，但比起其他小朋友，他们真算幸运，因为他们被收进了能生存的墙内。
这七八百人，他们都没有了家，而且三分之二都没有了爹娘。据吴校长惠民说，在冬令之前，这些孩子们大半是有爹娘的。但经过长冬，他们的爹娘冻死饿死的一天多似一天，每天每天，都有小孩子哭着要求救济会施舍给他们的父母棺材。
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在门口张望，因为那里面有他们的欢蹦活跳的孩子，但他们却空着肚子，吐着黄水，有的上午还在门口张望，下午便死掉了。
国际救济会收容这一批孩子，原来仅仅只是出于慈善，把饭送到他们嘴里，让他们不死便认为已足，不预备给他们什么教育。经过吴校长据理力争，现在他们都受着教育，不仅有机会认识字，而且还知道爱国家、爱民族的道理。
我去参观的时候，孩子们都是精神饱满、生龙活虎的，但一讲到他们的父母，他们又禁不住唏嘘起来。我给他们说，如果没有日本人欺侮我们，封锁了海口，切断了铁路的交通，他们的父母是不会饿死的。他们听着，眼睛里放出仇恨的光，紧紧地握起了拳头。
他们有个生产部，织袜子、纺纱、织帆布。我想到国家如果能大规模地设立工厂，悉数收容所有的灾民去为国家义务劳动，这对国家是多么大的贡献啊！但现在却看着他们绝望无助地饿瘦饿死。
离开学校出来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多岁，一个八九岁，拉着我的衣裳哭，哀求收她们进去。另外有四五个灾民，也跪下请我给他们写条子往粥厂送。我不敢看他们希望的眼神，只好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施与。这墙里面是个生的圈子，可惜太小了，不，可惜墙外的人太多了。
（三）“直接送入灾民口中”
除了樊神父是意大利人以外，委员们差不多都是英美籍的盟友。美籍的有牧师谢可法，牧师索俄西，还有卓教师和吴教师，他们一天到晚为灾民和难民们劳碌着，奔走着，不遗余力地抢救死亡区中的难民。
除了郑州市以外，第一专员区灾重的八县，都有他们的接济。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新郑，统共有四十万的救济金。分配的情况是郑州十万、广武九万、荥阳三万、汜水三万，中牟、新郑各两万，尉氏三万。
除此之外，另发麦种款十八万，公教医院三万、灾民诊疗所三万。总计起来，连粥厂、收容所、难童学校，每月开支二百四十多万，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是年逾七旬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决不主张发放的过程手续繁复，拿这个钱开支到发放的过程上，尤其害怕沉淀到经手人手里。一个人一个月经手两百多万的开支，这是如何可惊的事！按中国的习惯，这庞大的开支不知得多少人经手呢。
国际救济会原来只有郑州这一个地方有，所以英美援华会的救济，分给河南的都汇寄郑州。他们原计划着在麦熟两月前扩大救济，以五百万的巨款，收容五万人。但，王普霖牧师来河南视察的时候，洛阳、许昌、漯河各处纷纷请求援助，于是他决定把国际救济会救济金的一半分给其他各处，让郑州分一半。这种用心，原来是为了更多地救济河南的难胞，但却引起了郑州几位牧师的不满，他们对王牧师说：“有人说你是灾民的福星，依我们看你是郑州灾民的祸星”。“你为什么分出郑州的灾款，觉得灾情轻么？要人证要物证？如果想看死尸，今晚一夜就可以给你抬到一千。”说得王普霖老牧师也觉得非常难受，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的，这里惨，所以你们独分一半，其他各处统共才分一半，他们也一样地惨啊！”
用的是友邦的钱，救的是我们的人。他们不仅不辞烦劳，而且还那么认真地竞争着。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负有人民生命责任的人，是应该知所惭愧，知所感奋的。
四月十日于郑州
灾区通讯之八
“死角”的弦上①[22]
——郑州灾情一瞥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21日
（一）各处灾民的总汇
郑州，过去是陇海路、平汉路两条大动脉的核心，从车站一直到城区，灯火彻夜，车水马龙，多少人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有多少穷人依靠这繁荣的剩余维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