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超过20岁的运动员，以前从来没收过，为什么黄健要开这个先例呢？杨文琴在16 岁时技术进步很快，以1.83米创造过我国成年组的纪录，在她面前曾展现出光辉的前程。但体育往往是残酷的，她在以后的4 年中，成绩一厘米也未提上去，精神也渐渐地垮下来，许多人包括她自己都感到前途无望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黄健给上海体委写了封信，主动要求把杨文琴调来。体委领导认为黄健是个怪人，就很快把杨文琴送来了。而事实证明，黄健确实是慧眼识真才。在他的精心教练下，1985年杨文琴以1.96米的新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从此，杨文琴不止一次地写信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高度的激情感谢黄教练给了她第二次体育生命。
    一位西德评论员曾在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对黄健的教练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感到惊奇的是：“20世纪50 年代，黄健教练培养出了‘剪越式’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郑凤荣。6O年代，黄教练培养了‘俯卧式’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七八十年代，还是这个中国教练培养出两名现代的‘背越式’中国跳高纪录创造者和不止一次荣获亚洲冠军的郑达真和杨文琴……我还未碰到过像黄教练这样善于用不同的‘越式’培养出许多名运动员的教练。”
     那么，黄健是位“天才”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不是！”是“幸运儿”吗？回答也是肯定的：“非也！”就在他创造事业上辉煌的同时，也比一般人经受过更多的磨难。他2岁就离开了祖国，24岁才回来。他刚回国时，与人们交往都感到困难，特别是他养成的“俄罗斯”的直率性格和东方斯文的礼仪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些他并不在意的行为和看法，却得罪了不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他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冒冒失失地干了许多傻事。他参加工作后，每天都有些政治活动，不是学习就是听报告，或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还要经常不断地清除和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黄健年轻气盛，就写了一份报告，声明自己为了工作不想参加这些政治学习、听政治报告等，原因是自己成长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苏联的大学里已经学了几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联共党史》，而且成绩都是5分。这些“妄自尊大”的过激言辞，在政治运动中怎能逃脱挨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逃不了厄运，被戴上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等大帽子。进行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既找不到“犯罪证据”，也斗不垮他的死硬态度，只好把他送到山西一个最穷的地方，让他去经受皮肉之苦。艰苦的生活条件，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在苏联他都经历过了，这不过是再复习一下而已。但各式各样的精神折磨，带有侮辱性的群众斗争会，常常使他忍受不了。还有那不许与人交往，每天除了写检查之外只能学毛选，吃饭只能席地而坐，以示他比革命群众低一头。尽管这种精神折磨极端残酷，尽管黄健要忍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但他自始至终从不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牢记着贺龙元帅对他说过的话：“黄健，你是党的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他无数次地默念着这句话坚持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说这句话的人，已被人害死了。
    黄健就是在经受这些磨难后又走上教练岗位的，而且又训练出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他为人民出了力，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不仅被任命为我国田径队的总教练，还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和教练委员会主席。他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两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亚洲田径联合会亚洲优秀教练员奖章和证书，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第24章 走出多灾多难岁月的——郭志成
    郭志成1925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因此，父亲为他取名“多难”，以激励他为摆脱民族的灾难而努力奋斗！
    父亲牺牲后，母亲仍然坚持在上海、武汉、湖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且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说：“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个人的生命，而换取多数人的生存，这是革命者的神圣天职。”为了隐蔽身份，母亲改名为“李英”，把儿子的名字由郭多难改为“郑志忠”，1935年以后又改叫“袁志忠”，最后才叫“郭志成”，表达了要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成功的殷切期望。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国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的家》，要求每个学生当堂完成。在这一节课上，一向聪敏、认真的郭志成感到难以下笔。他既不能如实地写出父亲，更不能将母亲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情况写出来，他又不会瞎编，只好交了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白卷。
    郭亮同志牺牲之后，党中央非常关心烈士遗孤的安全和成长。1931年秋天，郭志成6岁的时候，党中央就准备送他去苏联学习，当时去苏联的惟一通道是东北，而这一年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怕路上出危险，所以此行未成。1932年初，中央再一次安排他去苏联。这回连行李都已收拾停当，可是，就在准备乘船动身的前一两日，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不得已，此事又只好作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打开了由新疆去往苏联的通道，苏联方面支援中国抗战的人员和军用物资都是通过这条路来运送的，常有军车和飞机往来。当时，在武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查找到一批领导同志和烈士的子女，或者送他们到延安，或者直接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那儿去苏联。
    1938年，党组织指示李英把儿子郭志成和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芝明一起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两个孩子由周恩来和邓颖超安排去延安。在开往西安的火车上，不满13岁的郭志成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与亲爱的母亲告别。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别。
    到延安后，蔡畅亲自为他们安排了住处，还带他们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饭桌上除了李富春同志外，还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剃着光头，穿着小八路的服装。饭后，他们一起玩了好长时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女孩，名叫蔡转，才10岁。十几年后才知道她是蔡和森烈士的女儿。
    在延安，郭志成见到了毛主席。他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站在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暖烘烘的。那时我还小，不懂得应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激和高兴的心情。在这之前，我曾听别人说过，在延安很难吃到鱼，我就把母亲在汉口给我带在路上吃的两个鱼罐头送给了毛主席，祝福他能更好地为革命事业而健康地工作。”
    在延安住了十几天后，在蔡畅的带领下，郭志成、张芝明和蔡转乘坐苏联运送军火的大卡车，来到莫斯科市郊孔策沃的共产国际党校。那里聚集了一批革命者的后代。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使那里洋溢着勃勃生机。
    郭志成在这里认识了先于自己到达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烈士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的俄文名字分别叫做“永福？谢廖沙”和“永寿？柯里亚”，还有瞿秋白烈士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她的俄文名字叫“独姬？斯特拉霍娃”，另一个是苏兆征烈士的儿子苏河清，他的俄文名字叫“秋秋”，他们很快就成了好伙伴。
    莫斯科的冬季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池塘里的水冻得十分结实，人们在冰上行走，如履平地，溜冰成了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也许是因为父辈之间的关系，加上又是老乡，郭志成首先同毛岸英混熟了。岸英1937年就到了苏联，他的冰上功夫自然好一些，甚至还能玩出一点技巧，让郭志成羡慕不已。于是，岸英成了师傅，郭志成当了徒弟，师傅拉着徒弟的手，在池塘的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郭志成一边随岸英旋转，一边喊着“好玩，真好玩”。岸英见他溜得挺稳，转完了圈就松开了手，谁知岸英刚一松手，志成就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摔了一个“嘴啃冰”，把门牙也碰掉了半个，其他的门牙也都摔活动了。郭志成没有被摔怕，池塘的冰面上不时看见他的身影，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溜冰。后来还学会了滑雪，夏天又学会了游泳。为了锻炼身体，各种球类项目像冰球、篮球、排球、台球、足球等，他都积极参加。苏联人喜爱的体操项目，像单杠、双杠、木马、吊环等，他也学着在上面做些简单的动作。渐渐地，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健了，也适应了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冬季，室外的气温一般都在零下25度，可郭志成和其他少数几名同学仅穿一条短裤，就在室外做早操，然后还要进行冷水淋浴。
    不久，郭志成进人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40年夏又转到了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儿童院。当时住在这里的中国孩子，除了与郭志成同路去苏联的张芝明和蔡转，在孔策沃已经认识的毛岸英、毛岸青、瞿独伊等，还有刘少奇和何宝珍烈士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有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和儿子蔡博，有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赵亚夫和赵施格，有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