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他心中暗暗高兴,他用行动证明,他不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而且证明四肢发达的运动员头脑并不简单。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黄健己读七年级,希望继续进高中学习。也许是儿童院的领导想早一点和黄健这位不听话的学生分开,所以他们拒绝给黄健这样的机会,于是他只好选择了伊万诺沃体育技校。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当然不全是了,因为黄健忘不了周恩来伯伯说过的话。那是1940年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儿童院看望孩子们。他热情地向每个孩子打招呼,同大家进行生动的无拘束的交谈。他问每一个孩子长大后想干什么,有的说当医生,有的说当飞行员或工程师。当问到黄健时,他吸了口气站起来,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这时大家喊起来,“尤拉是我们的体育家”, “他特别喜欢运动”。这位好强争胜的孩子,在这个场合反而害羞得脸红了,因为喜欢体育但并不认为这是件重要的事。没想到周伯伯却高兴地说:“这是非常好的事啊!祖国需要强壮和健康的革命家。”接着他讲了一个他如何因为跑得快,从而甩掉特务跟踪的事。最后,周恩来举起右手微笑地告诉大家:“你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还要从事体育,使你们的身体像钢铁一样的结实,有了强壮的体魄,才能回去更好地为祖国建设出力……”那天夜里,黄健久久不能入睡,他懂得了搞体育不是游戏,而是对祖国、对人民十分有益的工作。这就是他选择伊万诺沃体育技校的根本原因。
在体育技校学习期间,儿童院院长仍同意黄健继续在儿童院吃住,但交给他一项任务:以社会活动的形式负责体育工作。那时候黄健才14岁,体育技校离儿童院又很远,早出晚归。除了学习和工作外,他还和大家一起参加全部的社会活动,如清理军用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为反坦克部队收集空瓶子做反坦克手榴弹,到炮兵工厂当工人的助手,到集体农庄劳动等。
1943年,黄健顺利地结束了体育技校的学习。但不幸的是他和儿童院长发生了冲突。儿童院长想让黄健无偿地担任两项工作——体育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黄健只答应了前者,因他还想学完函授高中后进体育学院。由于意见不一致发生了口角,院长竟蛮横地叫骂起来:“如果这样,你就给我滚!”性格倔强的黄健,忍受不了这种民族歧视。滚就滚!第二天他只穿了一件旧皮袄,登上一双破毡靴,带着一个装换洗衣服的背包,永远离开了国际儿童院。他就这样走了,孤苦一人;他就这样走了,身无分文;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强烈的自尊,沿着积雪的大道向前走着。
生活是残酷的,但天无绝人之路。黄健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在伊万诺沃农业专科学院找了一份体育教师的工作,住进了大学生的宿舍。战争年代,每人每天只供给400克难以消化的黑面包和一点油和糖,这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体育教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黄健在农业专科学院的三年多时间里,每月给伤病员献400多毫升血,以换得一点食物供应卡和钱,这样,他在一个月内可以吃饱午餐。春天,再到上前线人的自留地里承包一些活,干半天算半个工,换一点土豆和黑面包。有时还去车站卸货,整夜不休息……各式各样的困难他都遇到了,也都顶过去了。艰难的岁月,进一步磨炼了他的性格。他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完成全年制中学最后3个班次的学业,为接受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并增强了自信心。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黄健始终没有忘记过祖国。他知道祖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国内战争又爆发了。寄居国外的游子,盼望着早日能回到祖国。1946年,他和四个原儿童院的同学商量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渴望尽早回祖国效力的心情。
不久,毛泽东主席给他们回了一封亲笔信: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科学和技术人员,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简单的给你们写上几句,希望你们在苏联学习并团结全体朋友,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回祖国服务。
信中的“永福”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信中的“黄平”应为“尤拉黄平”,是黄健的苏联名字,“黄平”是父名,这里主席指的是黄健。
1947年,黄健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他在莫斯科。毛泽东回信体育专科学院的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一直良好。他力求掌握更多的体育种类,撑杆跳和体操他是一级,游泳和棋类是二级,足球、技巧、拳击、滑雪等是三级。这种多样化的训练,对他后来的回国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莫斯科体育专科学院当时物质基础是很不完备的,但却集中了许多体育专家和理论家。各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是苏联有成就的教练员或者科学研究员。例如黄健上三年级时,是由著名苏联田径理论家、教育学教授尼?格?奥卓宁对他们小组进行教练。在这里学习,为黄健打下了事业上的坚实基础。他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才,苏联教练也不是神仙,外国人能攀登的体育高峰,中国人也能登上。我们需要的是不盲目模仿和崇拜外国经验,在学习各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
黄健1951年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体育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53年后,任国家田径队主教练。1953年11月至12月间,他带领田径运动员在山东一个露天运动场搞训练。一次休息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细长腿的小姑娘站在旁边,她一边看着那些运动员,一边抖动着那双很不匀称的细弱的手和腿,急切地在原地跳跃着。这个小姑娘就是郑凤荣。当时在场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送到他们面前来的竟是未来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当时郑凤荣才15岁,而黄健也不过25岁。但就是这位年轻的教练看上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不知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对她抱有信心。郑凤荣一心一意地热爱体育,具有在困难面前绝对不示弱的战斗精神。1956年郑凤荣训练达到了309次,首次训练期超过3 小时,都用超负荷的运动量。
一次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节的比赛,黄健带领中国运动员在一个区搞跳跃训练,苏联运动员在邻近区进行跳跃训练。训练结束时,黄健的苏联老师,苏联著名跳高教练员维?莫?季雅契柯夫走到黄健面前说,他很羡慕中国有郑凤荣这样的运动员。但又说,如果你们不把她过时的“剪越”式换成“俯卧”式,想达到世界水平是不可能的。听了苏联教练的话,可以想像黄健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维?莫?季雅契柯夫对他进行了四季撑杆跳训练,如严父般地对待他。他在黄健心目中,永远有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黄健在体院学习的时候,他已是著名的跳高专家、苏联名望很高的教练员。相比之下,黄健现在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的、无名的教练,甚至可以说在教练工作上还没有起步。一切都很简单,无疑地要听敬爱的老师的话。黄健睡不着觉了,他连着几个夜晚都翻来覆去地想,怎么办?
在他经验尚不丰富的训练工作中,迫使他对一个运动员的命运和他自己的教练生涯做出决定。他经过慎重思考,全面分析了几年来郑凤荣的训练情况后,最终决定按自己的原定训练计划进行。在1957年的11月17日,郑凤荣在北京跳过了1.77米,创造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在1958年的中小学运动会上,在那次国家级的比赛中,有个小伙子由于情绪紧张,没有取得跳高第一名,他久久地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连人也不敢看。黄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彻里,决定把他吸收进训练小组。他已经看出了这个非常“嫩”的跳高者,具有天然的跳高素威轻巧而细长的腿,匀称的跳高体型……黄健一下子就相中了他——倪志钦。是伯乐也好,是巧遇也好,在黄健的教练生涯中,又培养出一个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就是这位腼腆的小伙子,击败了神奇的布鲁梅尔——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跳高运动员。
黄健,是个幸运的教练员。1978年,他的小组里又增加了个新学生。一个端庄而陌生的姑娘,用一双温柔善良的眼睛注视着他:“黄教练,咱们早就见过面。您想想,1972年在厦门……”“噢!”黄健马上想起来了。那年,他带着学生倪志钦、石洪芳去福建省各市进行示范教练和讲课。厦门是倪志钦的家乡,黄健带着他们曾到当地的少年体校观看过女孩子的跳高表演。有一名个头最矮、晒得黑黑的、瘦瘦的、光着脚的小女孩,努力地跃过平板条。从那时起,黄健就记住了这位13 岁的小姑娘,她名叫郑达真。郑达真进了黄健的训练小组,她最初的成绩是178 米,还未达到当年国家级标准。但她和同乡倪志钦一样,也具备有良好的素质。她当时的身高是1.76米,这一点黄健非常满意。后来,她成了首次跳过1.90米的中国女性。并且不止一次地创造了我国女子跳高新纪录。
1979年,21岁的上海姑娘杨文琴来到黄健的训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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