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水电部只有几个人还保留“工程师”职称，贺毅还是工程师。就调他到水电部队“兵办”任生产组长。
    这年7月，崔军也被借调到“兵办”帮助工作，住在潘家口工地，主要任务是在施工技术和组织施工方面做咨询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
    这支水电部队的前身是水电部四川水力发电工程局，也就是崔军在四川时的狮子滩工程局。1966年8月奉命改编为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第61支队。当时“兵办”主任是朱国华。第61支队党委书记也由他兼任。
    崔军一接触部队，便感到担子不轻。但在困难面前他决心上靠党的领导，下靠官兵群策群力，竭尽全力做好工作。他到部队不久，就给部队提出了几项建设性意见。
    潘家口原有座坝后桥，又窄又短，汽车通过时没法错车。车子又多，行人穿来过去很危险。崔军提出了将坝后桥“加宽、加长、加高”的具体方案，部队采纳后，从而解决了车辆、行人的过渡和大件运输问题。他接着又建议，从黄石哨砂石场到大坝岸拌和楼重修一条公路。这两地虽不到两公里，但原有的公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在大浇筑时，骨料运输任务繁重，重修一条直路，使用皮带运输机输送骨料，就可省时省力，提高功效、节省开支。部队又立刻采纳了他的建议。
    崔军为部队提了两条看起来不起眼儿的建议，结果在官兵中名声大振，在工地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官兵们说：“毕竟是留苏的，一到工地就看出了问题，一张嘴就是个好点子、大点子。”“那还用说？人家本来就是水电专家嘛！”
    1979年10月4日，上级正式任命崔军担任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他仍然负责工程技术管理工作，但不光是第61支队了，所有的水电部队，都要去管。
    1980年7月，崔军到了江西万安的第63支队。万安电站是江西省的第一大电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电站坝址就在惶恐滩心。惶恐滩是十八滩最后一个锁口大滩，激流汹涌，历来被船只视为畏途。大文豪苏东坡和民族英雄文天祥船行至此，都惶恐不已，以致吟出“地名惶恐泣孤臣”和“未到滩头惶恐声”那样的千古绝唱。崔军视察第63支队后，感到部队营房的布局不合理。支队机关设在县城边上，几个大队和修配厂都建到了山上，而且七零八落非常分散。
    “怎么能这样乱盖营房呢？如果把这些基本建设规划在一起，不就可以为万安县建设一条街嘛！现在这种建法，电站修好部队撤走后，那山上的房屋和其他基本设施还有什么用？”
    支队领导说：“这个问题当年修建时曾向县里领导提出过，无奈县长没有那个远见，没办法才上山的。”
    崔军听后说：“原来如此，不拿枪的县长，把拿枪的师长赶到了山上。”
    说得大家都笑了。
    崔军喃喃地说：“还是我们没有把道理讲清楚，造成了这种浪费，这很费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呐！”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从1985年1月1日起，水电部队正式转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简称“水指”。确保了部队的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这年3月，崔军被任命为“水指”副主任兼参谋长，分管万安工程。
    万安水电站的大围堰施工进人高潮，崔军亲临坐镇指挥。为了加速大围堰合龙的速度，连部队的退役老战士、放假的学生和临时来队探亲的家属都上了工地。
    11月3日，截流的日子到了。围堰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如潮涌，车似流水。经过这些天的奋战，围堰合龙口还有80米宽了。原本300多米宽的河道，一下子缩小到几十米，流速自然增快。到规定的合龙时间了，截流总指挥一声令下，早就等在那里的电铲、吊机、装载机挥动巨臂，50多辆大型自卸车往来穿梭，一个劲向江心的合龙口抛掷石渣，一车车排成队的“小山”倒进龙口，激起一阵阵飞溅的浪花。龙口缩得越来越小……
    下午5点18分，万安水电站大围堰胜利截流。
    1989年元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肝贺毅、崔军“少将”警衔。
    1989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议，要上西藏的羊湖电站。这是震惊中外的“世界屋脊”工程。当任务下达到武警水电部队时，贺毅主任正在生病住院，马上在医院召开“水指”党委扩大会议，在确保天生桥、潘家口、万安三个水电站建设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力量和精良装备前往建设羊期水电站。会后崔军带领先头部队二次上羊湖……
第23章 为祖国得殊荣的——黄健
    1929年黄健刚两岁时，国内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那时他父亲黄平在共产国际工作。为了保护革命者及其亲属免遭敌人的屠杀，周恩来吩咐两位随身警卫把小黄健和他的母亲送往莫斯科。当时周恩来嘱咐警卫人员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即使你们牺牲了，也要把孩子送到苏联，这是党交给你们的任务。”他们乘一辆大车，一路上他母亲和化装的警卫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到了车站，敌人正在盘查行人证件，他母亲和警卫都紧张极了，在慌忙中只好把睡着的小黄健放到篮子底下，上面盖上衣物和破布，那是个活生生的孩子呀！他若哭叫起来，一切都完了。他母亲强忍着极度的紧张，横下了一条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就是这样，在生死关头，那种惧怕心情反而消失了，她从容地应付过了敌人的检查，安全地通过了车站敌人的检查哨。当他们走出了好远，妈妈摇动了一下篮子，见孩子没有动静，这一下可把母亲吓坏了：“难道说孩子被憋死了？”她赶紧掀开破烂东西一看，“啊！”她长出了一口气。小黄健正在香甜地漫游梦境呢！后来他们又经过不少坎坷，最后乘游击队的小车顺利过境，再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1933年，6岁的黄健人国际儿童院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使他产生了双重感情。一方面，从幼年起他就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双重教育。儿童院经常组织孩子们和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会面，小黄健见过全民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列宁格勒斯达汉诺夫发起人、著名的伊万诺沃纺织女工、在哈桑湖战斗过的英雄、著名的国外革命家。这一切在黄健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生活在苏联孩子们中间，长期不讲中国话。但“祖国”这个词对他来讲就好像“毛泽东”、“周恩来”、“八路军”、“长征”这些名字和词语一样亲切。黄健离开祖国时虽只有6岁，但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回祖国的决心和忠实地为祖国服务的信念。
    另一方面，他幼小的自尊心常因不公正的待遇而受到伤害。在儿童院里，黄健是排在“最难管教的孩子”之列的。由于打架、不守纪律、搞恶作剧，常受到教养员的惩罚。黄健有时被取消看电影的资格，有时被剥夺看杂技表演的权利。总之，院长和许多教养员不喜欢他，这深深刺伤了一颗稚童的心。但在儿童院有两个人，使黄健终生难忘：图书馆的耶尼扎维达？ 彼得洛夫娜？ 阿里彼柯夫斯卡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人，她真心地疼爱黄健，允许他在书海中随意翻阅。黄健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各种奇特的画，以及富于讽刺和幽默的书籍。这些书使他能经常保持乐观，相信自己的“运气”……
    另一位是对自己的事业极端狂热的体育教员布拉金，他非常喜欢孩子。虽然他不是心理学教育工作者，但他比许多教养员更理解孩子的心。他不歧视调皮的孩子，他要把淘气的黄健培养成一个有用的好小伙。很快他就把经常领头闹事的黄健变成了热心的体育助手，即使他有时出点小错，体育老师也不进行惩罚。黄健为此非常崇拜自己的体育老师，力求自觉全面地支持他。记得有一次，黄健在大孩子的影响下开始偷偷抽烟，偶然被体育老师发现了。他把黄健叫到跟前严厉地说：“你想当一名运动员就得放弃抽烟！”就这么一句话，对黄健来说就是信条，至今他还感激这位老师使他免遭烟草的危害。他迫使黄健进行顽强的训练，体操和柔软体操对黄健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事，而滑雪训练常常把他搞得筋疲力尽。当看到别的孩子跑到他前面时，黄健就会带着一颗刺伤的心悔恨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比谁都强，非要赶上跑在前面的人不可！体育老师培养他既诚实又不甘落后的性格，并习惯于互相帮助、热爱劳动，善于克服生理上和心理上疲劳和软弱。这一切在黄健以后的成长中是极其有益的。
    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文化课得了2分，女教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说：“黄健和其他运动员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确，那时候他的功课确实不怎么样，但在从事体育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形成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输给别人的性格，他暗暗发誓要在短期内独立自主地使自己由落后生变成合格的学生。从此，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拿着课本去教室，认真地复习和预习。两三个月后，他的各门功课都上升到4分和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