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可是一遇到茫茫的水面，分不清道路时，司机还是不敢开。
    贺毅心急火燎，大声嚷嚷着：“开，大胆开！”
    司机十分为难：“这路我不熟，您是首长，万一车子出事……”
    “哎，老弟呀！这是什么时候？唐山没了！你还瞻前顾后的？”贺毅真有些火了。
    “这里的路我熟。路上没有太大的沟沟坎坎，水不会太深，你把方向盘适当地往上游方向打，就不会被洪水冲走。”这一手是贺毅在葛洲坝黄泥河上测量水位时学来的。
    于是，小车就按照贺毅的指挥拼命往前开，因为水深车速快，车过处，溅起的水浪仿佛给车子插上一副翅膀，水都灌进了驾驶室。
    贺毅赶到唐山，天已大亮，狂风暴雨中，大地还在颤抖，不断有余震震塌房屋的轰隆声。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昔日的唐山市已成了一片废墟。公路都拱起来了，铁路的轨道弯弯曲曲，有的埋进土里，有的支向空中。水渠也坏了，到处流着血水。倒塌的楼房上悬挂着受害者；楼下的预制板压着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在呻吟、呼救。天气闷热，有的尸体已开始腐烂，幸存者正在将尸体分批埋葬。
    贺毅看到这个情况，立即组织部队抢救。受伤的灾民太多，急需各种药品。唐山被震成这样，什么药品也没有了，解决药品成了十万火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派一般人是求不来药的。贺毅赶紧喊司机小蒲发动车，亲自到潘家口医院取药。车子顶风冒雨赶到蓟县，已是下午两三点钟，这里是一个师的医院，药品已送往唐山。怎么办？有药才能救人！立即回北京！
    天黑了，雨一直未停，许多地方的路基下陷，汽车不敢开得太快；有的地方必须绕行，就这么开开停停，整整开了一夜才到北京。
    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北京，市民们已不敢呆在楼房里，家家户户都在搭防震棚。贺毅顾不得回家看看，车子直开到“兵办”指挥部要药。
    当“兵办”在筹措药时，他才抽空回家。在临时搭的地震棚里寻到爱人和儿子时，他的两只脚已抬不动了，眼也睁不开了。他太累了，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两天两夜滴水未沾，一口饭没吃，浑身衣服都湿透了，脚面已肿得像馒头。他来不及脱鞋换衣服，倒到地铺上就睡着了。爱人和儿子帮他脱了鞋、换了衣服他都没醒。
    贺毅在地铺上睡了4个小时，眼一睁就要去唐山。爱人劝他再休息一会儿，他摇摇头说：“不行啊！灾民急需要药品！”他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出发了。这次走，他要了两个司机，轮流开车，昼夜兼行。
    贺毅率领指战员天天在地震中心抗震抢险，救死扶伤，常常是日以继夜，没时间合眼，没时间吃饭。正值盛夏，尸体太多，气味难闻，熏得官兵呕吐不止，饭摆在面前也吃不下去。一个多月的抗震救灾任务完成了，贺毅也累病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部队抗震抢险一个多月，给工程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么一来，工程还能按计划提前一年嘛？为此，水电部在潘家口召开会议，钱正英部长提出了“1976年坚决截流”的决定。部队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坚决按时打好截流仗”的战斗口号。部队层层发动，落实截流任务。贺毅、崔军都下到基层听取意见，现场帮助解决问题。在官兵的奋力拼搏下，终于在10月9日胜利围堰合拢。提前一年实现主坝河槽一举截流成功！
    1978年，基建工程兵第63支队宣告成立。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O师，第一任支队长就是当年第九O师二团三营的教导员陈曙光。这支部队组建后，就担负起给井冈山老区人民送“小太阳”的任务。
    1980年6月，贺毅被任命为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副主任。12月15日，潘家口第一台15千瓦常规机组并网发电，按计划提前一年。当年支队党委提出的宏伟目标实现了，贺毅也乐得笑不拢嘴。
    天生桥水电站位于红水河上游黔、桂两省交界的南盘江上，是开发红水河的龙头工程。这个电站上马后，因施工条件差，曾下过马。1982年，国务院重新讨论天生桥二级电站上马时，有人提出，无施工队伍愿去。李鹏当时已担任水电部长，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建议，要当时的第61支队全体人马前往施工。其实，为了开发红水河，贺毅在1978年就到过红水河上的龙潭，并迅速组织部队进驻龙潭，后来龙潭不上马，才改上天生桥二级（坝索）电站。于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调第61支队向天生桥进军。
    贺毅立即通知在潘家口施工的第61支队，要他们做好进军天生桥的准备。为了便于领导，水电部队成立了天生桥水电站总指挥部，贺毅被水电部任命为总指挥。这年4月贺毅到潘家口调兵遣将，5月第一趟军列由北京出发，向天生桥进军。因为天生桥没有路，各方面条件差，贺毅命令官兵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3年内，将公路交通、房屋建筑、水电供应以及砂石骨料开采全部解决好，为大部队进驻天生桥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6月，北方旱象成灾，土地龟裂。为支援下游人民抗旱，在潘家口施工的第61支队开闸放水6亿立方，确保了70万亩农田顺利插秧。
    9月，第61支队二团和三团，在完成潘家口水电站一期工程施工任务后，立即挥师南下，参加引滦人唐工程建设，承担引还（还乡河）人陡（陡河）工程，段和引滦入还工程沙岭子隧洞的开挖重任。第63支队在青海龙羊峡支援工作中立了大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当时黄河上游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围堰后惊涛拍岸，汪洋无际。水位离堰顶只有3米，并在以每小时10厘米的速度上涨。围堰岌岌可危。一旦洪水溃堤而下，俯冲落差一千多米的兰州以下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万分紧急！
    国务院连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上游军民协同抗洪抢险，一保龙羊峡，二保刘家峡，三保下游四省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四保包兰铁路。关键要保住龙羊峡。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这支部队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和工人们一起，跟洪水拼搏。在李鹏部长的坐镇指挥和贺毅的现场指挥下，终于保住了龙羊峡围堰，赢得了抗洪抢险的胜利。
 
第22章 誉满江河的陕北娃——崔军
    崔军赶到位于重庆市长寿县附近的狮子滩，那是龙溪河四级梯级电站的龙头工程。这个电站并不大，但是“一五”计划中巧6项重点工程之一。新中国刚建立，到处都在搞建设，水泥很紧张，狮子滩也不例外。崔军发现当地山上的条石很多，他想，如果利用条石砌盖厂房的上半部分，岂不可以节约许多水泥？他的建议厅很快就被采纳了。
    传统的拼装尾水管的办法是，先在后方将一个尾水管做成两半，然后拖运到工地上去。这东西又大又重，拼起来后要用吊机起吊。狮子滩没有吊机，只好用土卷扬机拖，费时又费力。崔军说：“为什么不到现场一次安装成功？那样做不是又省时又省力吗？”
    “这个……以往都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到现场安装过。”老师傅们回答。
    “如果把材料直接运到工地，在现场一次拼装成功多好，那会省去许多麻烦。至于说以往没千过，这次干一下，以后不就干过了？”
    “对，对，”来自丰满电站的老师傅杨宗培高兴地说：“崔主任的意见太好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只是照搬老方法，怎么就想不到呢？我们马上照办！”就这样，一项新的施工法― 尾水管现场安装法诞生了。这种简化工序、节约用料、提高工效的尾水管拼装法，电站至今仍使用着。
    1974年，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石门电站视察，发现工区到处贴的都是打倒崔军的大字报，就问陪同他前来的地委书记：“这个崔军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多大字报？”
    “他是个技术干部，到苏联留过学，听说是‘4821’成员之一。”
    李瑞山知道“4821”就是指那21名留学生，就又问：“崔军的父亲是谁？叹“崔田夫，陕北革命领导人之一。崔军是他的长子。”
    李瑞山听后没有作声。他是崔田夫的老部下，非常了解和敬重这位老首长。
    老首长的儿子在自己管辖之内遭了难，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加以保护。
    李瑞山经过了解，崔军除了“4821”外没有其他问题，是属于水电部的干部，看来在原单位已无法继续工作，就把他调到陕西省水电局任副总工程师兼工程处处长。
    其实，水电部领导也十分器重这批留苏学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领导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崔军调到陕西暂避一时。
    1975年，基建工程兵在北京成立水电部队办公室，简称“兵办”。经过十年内乱，许多权威都被打倒了，技术职称也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