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一切为了前线，李特特他们什么都千过。前方需要军火，他们就参加制造燃烧弹、往炮弹里压火药、制造炸药箱的工作；将士们需要衣被，他们就动手缝制；医院的伤病员需要护理，他们又当上了卫生员。当李特特第一次看到许多断臂残腿的伤员时，心里非常难受，当眼看有些伤员无法救治而牺牲时，真像有无数把刀子刻割着她的心。在几百个日日夜夜里，她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饭、上厕所都是见缝插针。她觉得只有这样拼命工作，心理上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1942年的春天，一大批伤病员被送到了伊万诺沃，不少学校和单位改成了临时医院。李特特和同学们来医院护理伤兵。在那里，当她们看到许多少胳膊缺腿的伤兵是那样的年轻，有的还只是个大孩子，她们实在难以承受这精神上的刺激！战争，战争！她们第一次亲身经受着战争的残酷考验。在护理工作中，这些女孩子端屎、端尿、更换血污的床单、擦洗残废的身躯，这本来已经是刻骨铭心了，还得忍受重伤员的无故发脾气、骂人，再加上药品的缺乏、医疗条件差等原因，经常导致一些伤兵因伤口恶化腐烂而截肢甚至牺牲。这一切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刺割着这些纯洁少女的心。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使她们更加仇恨德国法西斯，更加思念祖国和亲人。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祖国和人民，也正在受难，正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战胜法西斯的坚定信念，驱使她们为护理好这些为保卫祖国而负伤的伤兵贡献全力。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她们除在护理工作上尽可能做到周到、耐心、细致、热情外，还经常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他们安慰和温暖。给伤兵讲故事，帮他们写家信，从心灵上给他们以慰藉。
    1944年，战争开始向胜利发展，儿童院的孩子们又恢复了正常学习。这一年，李特特考上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
    1947年，她根据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需要，转到了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回国。
    李特特回国后，被分配到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其间，她曾多次下放锻炼。1953年，在当时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考虑到自己是学农业科学的，又在国外呆了许多年，现在应结合实际，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了解中国农业的现状，与农民打成一片，并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她主动要求去了北大荒，在那里开荒种地，建设友谊农场。当时，她刚离婚，心里很痛苦，又带着刚4个月体弱多病的孩子。再加上农场初建，各种条件都非常艰苦，住的是窝棚，吃的是包米，自己白天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吃奶的孩子，其艰苦和不易，似乎只有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时经历过。正因为她有那样艰苦奋斗的底子，所以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她由于经受过各种艰苦和劳动锻炼，所以常常表现出人意料的肯干和能干。在韶山劳动，她还能挑起七八十斤重的粪桶往来奔走于田间地头。在安阳干校，在豆子地锄草，天气酷热，而她依然干在前头。
    由于过多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10年的运动，使她丧失了许多为祖国尽力的宝贵时间。在北大荒劳动一段时间后，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由于研究方向与她所学专业（植物生理）对口，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将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从事这项工作。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进行核效应研究，她又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几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核效应的研究工作被迫完全中断了。1967年，她先是被打成“苏修特务”，后又被冠之以“典型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而遭到批斗。1969年，她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4年，从干校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农科院情报所去做资料翻译工作。1978年，转到农科院农业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李特特的一生是坎坷的，但她为祖国也确实尽了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原子能不但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也开始在工业、采矿业、医学和农业等领域里有所应用。作为一门新兴研究学科，在中国只是刚刚起步。为了培养国内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1958年至1960年期间，在李特特主持下，曾面向全国举办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共培训了10的多名专业人才，为各省市培养了同位素研究的骨干。1980年，由李特特负责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特特退休后，在别人眼里她可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价老太婆。在市场经济中，她又有了用武之地。有人向她投资想开发她的无形资产，有人找上门来想和她合办公司。说她傻也好，说她僵化也好，反正她都拒绝了人家，却主动参加了扶助贫困地区的工作。李特特牢记着陈老总有一次和她妈妈谈话时曾说的话：“过去我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找个工作挣了钱还要养活党……”李特特忘不了这句话，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再苦，也没有老一代人苦。我们这一代人为人民出的力再多，也没有老一辈人出的力多。和老一辈人相比，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满意！老一辈为之奋斗的目标尚未实现，有些老区人民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国家和政府还一下子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她决心去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年来，她曾先后到过陕北、甘肃等贫困地区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第21章 水电将军——贺毅
    1955年9月，贺毅从北京启程坐火车去上犹江赴任。上犹江水电站坝址设在铁扇关。铁扇关，顾名思义，遥望二面相对排阔而出的两座大山，犹如神话中铁扇公主的两把铁扇，形成了上犹江的大门。此处激流汹涌，打着漩涡，悠悠东去。
    上犹江水电站开工只有3个月，水面上还不见一丝建坝的动静，惟在铁扇关西山坡上，有些人在打钻。这儿地方狭窄，江畔兽脊似连绵的大山山麓直插而下，形成一个“V”，字形地貌，只在右岸有一块较平坦的山坡。
    就在这么个捉襟见肘的地方，密密地盖着鳞次栉比的简易工棚。随着山势，工棚一层比一层高，星夜远眺，隐约在不甚分明的灯盏里，有如海市屋楼。建在江边的工棚，依山为榭，依竹为瓦；上可见天，下能见江；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室内没有单人床铺，全是一色的沿屋子四周打的竹笆通铺，每人只能占据你铺盖所占据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余的场所便都是公用的。右岸的公撇也有几间像样的瓦屋。那是外国专家的宿舍。新中国需要友好邻邦的支援和帮助，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能亏待外国朋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这些简易工棚，栖息和孕育着我国水电战线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那时，我国一些大中型水电站的工程设计人员都蜗居于此。贺毅睡的也是通铺，他的近邻是技术员任尚卿同志，后来担任长江葛洲坝的总工程师。不久，贺毅又和韩模宁做邻居。韩是从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
    贺毅到上犹江，一直负责第一线的施工，先在围堰工区任主任工程师，后来又到大坝工区任主任工程师，最后担任调度室主任工程师。他很忙，每溯要在工地吃两顿饭。那正是秋天，阴雨绵绵，到处都是湿流流的。电站的觑者们，一天到晚都得穿着过膝的长筒胶靴。上犹江一下雨就涨水，水面宽了，江两边上下班的工人过江很成问题，特别是工程上用的大件运输没有办法。贺毅经过调查设计了一座浮桥，这座浮桥不但能走人，能通汽车，而且在上面铺上铁轨，还能通小火车。这一下江两岸的来往交通和运输问题解决了。车马行人通过浮桥时，浮桥颤颤悠悠，很有情趣。
    浇筑混凝土大坝，要先打围堰，将里面的水抽干。围堰是从两头往中间打的。为防止围堰渗漏，一般在下木笼之前，要潜水下去摸清水中地形，清掉水中杂物。这个摸底任务，便落在潜水员肩上。那会儿在上犹江担任这项任务的是姚新根技师带领的上海打捞队的几个人。他们天天下水，在7米多深的江水中摸索。问他们怎么样了？就说：“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些杂物没有清理完，一些大石弄不动。”天天这么问，天天这么答。一转眼十几天又过去了，眼看要耽误施工。贺毅很着急，想亲自下去摸摸底。他找来一本《潜水员手册》，潜心研究了两个半夜，觉得当个潜水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身体要好外，无非是放气、吸气那几个基本动作。他心里有数后就去找打捞队的姚队长，诚恳地说：“队长，我想潜水下去看看。”
    姚队长一愣，瞅着他的脸问：“你当过潜水工？”
    贺毅灵机一动，答：“当过，干过3年。”
    姚队长又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下面的水压那么大，弄得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
    贺毅仗着自己年轻力壮，没有毛病，索性打肿脸充胖子，说：“你放心。还不就放气沉下、吸气浮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