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

想通之后，我从包里拿出药瓶，拉开地毯，打开地下保险箱，把药瓶锁了进去。
  傍晚时分，切尼来了电话，“我有一小时的晚餐时间，如果你愿意过来，我请客。”
  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拒绝。
  我说：“你和桑福德·雷伊谈过了，对吧？”我轻轻拿着话筒，准备好纸笔，以便在需要时记笔记。
  “一早就谈过了。嗨，我们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他让我叫他雷伊先生，多够朋友。”
  “枪的事情他怎么说？”
  “电话里不好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准备立案了。我们拿到了部分指纹，大拇指和食指。”
  “哦，行了，切尼，别卖关子了，我想知道事情的进展。”
  “一小时后来接你。你觉得晚饭时间吃早餐怎么样？”
  “很有创意。”
  我等在家门口的马路边，看着切尼的红色奔驰敞篷跑车转过弯来，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罗伯特·迪斯和他的红色保时捷，不知道乔纳·罗伯会不会也有一辆红色跑车呢。切尼伸手打开副驾驶的门。“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开的是这车吗？”
  “那是87年款，这是88年款，560SL，喜欢吗？”
  “我以为上一辆是560SL。”
  “没错，我太爱这车了，买了一辆一模一样的。”
  他把车开上了码头，车轮轰隆隆地滚过巨大的原木。餐厅离我家只有3个街区远，不过我不常去。我们坐在能看见港口的座位上，望着港内来来往往的汽艇和渔船。餐厅果然采用了航海主题：黑白帆船照片，挂墙装饰渔网，古木，浮标，以及玻璃鱼雕等各种海洋工艺品。
  我一边吃一边胡思乱想，可以依据早餐偏好将男人分类吗？切尼喜欢吃薄煎饼、煎培根、早餐肠、鸡蛋要双面煎。他把东西堆在一起，浇上糖浆，再切成大块，无比满足地塞进嘴里。他身材不高，似乎从来没胖过。
  我点了炒蛋、培根、黑麦吐司和橙汁。等我们终于放下刀叉，服务员续上咖啡之后，我问：“你是要主动汇报呢还是得我求你？”
  “非常愿意向你汇报，废话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程序，上门寻问枪支下落，必须说上一堆废话，向他说明权利和义务，由他决定让你踏进他的家门之前是否需要聘请法律顾问。好了，告诉你吧。他开了门，我们表明身份，问他是否有一把．45口径的鲁格半自动手枪登记在他名下。顺便告诉你，去的人是我和乔纳。他说是。我们问枪在哪里。他说在床头柜抽屉里。我们问他是否同意让我们看一看。他说：‘随便。’”
  “进展挺顺利，保险起见，我们申明了要求，同时让他知道自己有权拒绝。这时候，他变得不耐烦了。我们重申是在得到他许可的情况下进房查看。他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说鲁格枪可能出现在一次凶案现场，他说不可能。”
  “我觉得你没有向他说明权利与义务。”
  “这可是第四修正案的重要内容（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分，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一译注）。情况不对，我不希望被他投诉，所以又交流了几个回合，他总算同意了。
  “好了，在短暂的争论之后，他妥协了。我们全都进了卧室，他打开床头柜抽屉。没错，是有枪，但肯定不是鲁格枪，因为那枪在乔纳的证物袋里。雷伊开口就说，‘那不是我的枪。’
  “于是我们问他是否认识这把枪，他说当然不认识，从来没见过。然后我们退出卧室，询问他8月25日晚上的行踪。当时他在北卡罗来纳什么地方拍电影。我们把鲁格枪拿给他看，他认出是自己的枪。现在我们有进展了。我们问他枪的来历，他说自己两年前住在洛杉矶时遭遇过一次入室抢劫，于是买了枪。在买枪之前他和妻子都拿到了持枪许可，并且学习了射击。行为认真谨慎，我们也及时赞扬了他好市民的品格。我们询问他和妻子最后一次拿鲁格枪的时间，应该是5个月前，他们去练习射击，事后他还擦过枪。”
  我问：“他能证明自己不在本地吗？”
  “没问题。你得知道，我们找他完全是突然的，他没时间准备。”
  “好吧，所以枪是他的，事发时他不在本地，现在怎么办？”
  “还有件好玩的事。”
  “但愿真好玩。”我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说。
  “我们告诉他抽屉里的半自动手枪可能是案发现场的凶器，他居然求我们把它带走。我们把枪放进塑料袋，贴上标签，回到警局，然后查了枪的序列号，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枪没有登记。”
  “登记了，猜猜在谁的名下？”
  “切尼，够了吧你？要么快说，要么别说，别卖关子，枪是谁的？”
  “皮特·沃林斯凯。”
  我告诉切尼说我走路回家。他得回去上班，而我需要透透气。解释不通。皮特的格洛克17怎么会跑到陌生人的床头柜里去的呢？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梳理过两遍。证实枪属于皮特之后，雷伊夫妇立即被请来警局谈话。他们非常配合，两人都同意交验指纹。桑福德·雷伊和妻子盖尔都不认识皮特·沃林斯凯，连这名字都没听过。两人都没有案底，皮特遇害当晚两人都不在加州，这期间他们启动了家庭安全系统，没有报警记录。乔纳请他们写下有权限进入房屋的人名单，只有几个人而己：清洁工，雷伊的私人助理，两位家庭成员。乔纳一一请他们来谈话。同时，鲁格枪和格洛克17的弹道报告都出来了，可以判断现场的子弹是哪支枪射出的。
  我回到家时已快天黑。我给自己留了灯，但亨利家是黑的。我估计他在罗西的酒馆，于是我转身往半个街区外的酒馆走去。我心里焦躁不安，但不合适去公众场合，除非我和亨利可以私下交谈。酒馆的玻璃窗上贴着啤酒和烈酒的广告，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安娜，她和亨利坐在一张桌上。除了胸大之外，我不嫉妒她，但我讨厌她。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辆不认识的蓝色蜂鸟车，大概是去酒馆的客人霸占了我们宝贵的停车位吧。我走进小屋，关掉廊灯，坐在书桌前把全部索引卡片用橡皮筋扎好，扔进最下面的抽屉。有切尼和乔纳查案子，用不着我的笔记了。唯一有意义的纪念品就是皮特的纸箱、我现在的踩脚凳了。直到这个时候，我仍然相信自己是对的。我个性古怪而混乱，一旦有了某个念头，就再也甩不掉。
  我忽然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要为皮特的死谋求更合理的解释，但我克制住了。一旦我确信A是B的原因，Z是Y的结果，再有什么证据出来，我都听不进去，我相信这就是真相。我已经解释了皮特和林顿的关系，而且合情合理……我忽然意识到林顿修改自己的实验数据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只是没想到会出人命。
  我心想（早这么想就好了），我插手这整件事情是为了逃避因生意清淡产生的焦虑吗？我把过去几周的无薪假期都花在这事上面，全力处理戴斯的遗嘱和认证，给自己创造忙碌感、充实感，其实一分钱进账都没有。我不是没有存款，可我不想动用自己的备用资金。我很小气，从小家境贫寒。我喜欢有钱。
  我抬起头，因为我听到猫在窗外不停地说话。埃德可能已经说了好一会儿，可惜我没有注意。我走到门口，从舷窗往下看门垫。埃德果然坐在上面。
  我打开廊灯，开了门，“你怎么出来的？亨利不许你出门。”
  它说了什么我听不懂。猫进了门，大概要检查房间，开始四处转悠，看看一切是否正常。
  “等等，”我说。
  也许安娜忘了关门，或者猫有自己的秘密通道。
  我拿起亨利的钥匙，抱起埃德夹在胳膊下面，开门之前打开了门锁的保险。我的护送对象大概是得偿所愿，立刻开始咕噜咕噜地哼哼。我打开亨利的家门，把猫扔了进去。我转身往回走，露台上只有从我的廊灯照出来的微弱的光。我转动门把，发现自己被锁在门外了。真烦人，我刚才以为自己开了门保险，其实是锁上了。我的包和钥匙都在家里，人却在门外。我评估了目前的情况，发现不过是小小的不便，很容易解决。我可以去亨利的厨房，那里有备用钥匙，或者小跑去罗西的酒馆，忍住对安娜的讨厌，让亨利请我喝一杯。我决定喝一杯。
  我刚转过身，就看到林顿·里德站在门口的阴影里。他穿一件黑外套，与我熟悉的景物格格不入。户外扶手椅和铝合金草坪椅仍然摆在一起，仿佛威廉和我还在聊天。亨利的园艺操作台上摆着一把抹泥刀，种在陶罐里的万寿菊整齐地排列在露台四周。
  林顿·里德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觉得诡异。这些白人帅哥永远都在兴奋、骚动，靠的不过是些小花招，一个眼神，一种腔调，显示他们的精神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多么符合他们的公众形象。他们永远在骚动，因为他们没有灵魂，他们拼命掩饰自己没有灵魂的事实。
  “你好啊，里德医生，”我说。“安娜说你会过来。”我走近他，展示我的友好与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