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时赶考，曾国藩上榜，他却名落孙山，后来居然和李鸿章同时考中。所以他和曾国藩还有李鸿章的关系最是要好，这时，他站出来说话自然最有资格。
  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
  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收到郭嵩焘这封信，李鸿章真的想回来，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打下了安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李鸿章借这个机会给曾国藩写信，对老师取得这么大的功劳表示祝贺。曾国藩借此机会，给李鸿章回了一封亲笔信，力邀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见信大喜，尤其是在沈葆桢处碰壁之后，才知道这天底下真正愿意帮助自己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就佯装无事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从曾国藩幕府的出走与回归，是曾李两人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过了磨合期，而进入了稳定期。曾国藩的接纳，说明了他的大度，而李鸿章的主动回归，则说明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圆滑和老练。
  从曾国藩幕府出走的李鸿章，还是个性十足的李鸿章，而回归之后的李鸿章，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上那个圆滑老辣的李鸿章了。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与人斗气，甚至跟人抡拳头的李鸿章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用理性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情绪；是强调事情的效果而不是强调手段；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得失。回归后的李鸿章成熟了。
  经过失败的历练，经过曾国藩的调教，此时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已经难逢敌手了。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满清的存在与发展，成为晚清政坛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晚清政权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作为满清忠臣的李鸿章是左右为难的。
  义和团运动中，当民族和朝廷再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鸿章站在了民族利益这边，拒绝了朝廷，而是倡导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攻打各国使馆，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光绪皇帝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但此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因为她与洋人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人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六月十八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此时的主战派也已经丧失了理智，老太后甚至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慈禧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说明了她对各国开战的真正目的：“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慈禧的这一决定将把整个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意识到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刚一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早在宣战前夕的六月十六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现在摆在各地督抚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做清政府的陪葬、民族的罪人，要么违抗清政府。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满清朝廷玩火自焚之际，决定各尽所能，给民族的发展谋一条生路。他们决定要抗拒中央的命令，保住中华民族的最后一点生机和有生力量，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满清的折腾。一旦八国联军丢弃慈禧，他们就推举李鸿章做总统，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和和新兴之路。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宣怀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就加入李鸿章幕府，是公认的李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从现存的李鸿章电稿来看，从五月初四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通报北方义和团活动情况起，到五月三十日呈核“会议章程”止，一月之内，双方往来电函达四十八封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李鸿章在东南互保运动中的作用。
  盛怀宣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宣怀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李鸿章又一次陷入两难之中，听诏，无疑是把整个国家拖入绝地，当时清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
  但李鸿章从来都是大清帝国的忠臣，抗旨对他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思量再三，李鸿章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意思是：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十二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
  李鸿章授意盛宣怀把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 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此时，东南互保的雏形已经形成：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订“和平条约”。
  东南互保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的战乱波及，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须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由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以及由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李鸿章是东南互保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终于勉勉强强地稳定住了南方的局势，将民族从无休止的战乱中拉了回来。而李鸿章关键时候的装聋作哑，也救了他自己。
  李鸿章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听不到，看不到，是一个人的权利，对此，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从整个局势来看，李鸿章无疑是东南互保运动的总后台。李鸿章关键时刻的装聋作哑，不仅降低了国家的损失，也救了自己。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主战的官僚，被慈禧砍瓜切菜一样斩了头，而李鸿章则被封为“全权大臣”，主持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6.做人有原则，做事懂油滑
  “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的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油腔滑调是贬义词，为人太油滑总让人觉得靠不住。但做事如果不油滑一点，有时却难以成事。
  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在朝野内外的明枪暗箭攻击之下，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夹缝中生存，没有点油滑的本事，即便不被政敌击倒，也会被过大的压力给压倒。
  李鸿章和其老师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在处事的原则上却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是“诚”，而李鸿章应对世界的原则是“痞子腔”。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套是很不以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