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让鲍超前去，等于是送羊入虎口。可如果不让鲍超提师北上，那就等于对皇帝不忠，曾国藩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一旦鲍超北上，则势必会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护驾。这对曾国藩及湘军来说，是最坏的结果。对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要慎之又慎。
  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派鲍超北上，无异于自毁长城，自蹈死地，曾国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急得夜不能寐，于是令幕僚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幕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
  只有李鸿章不同意北上，他给曾国藩献了一个计策，让曾国藩一下子从两难中解脱了出来。
  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十分精准，他同时进一步论述了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
  但形势如何大家都明白，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既不北上，又不抗旨呢？李鸿章主张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也就是曾国藩立即上一封奏折，就说：鲍超不够资格，请皇上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那时候，再根据情况，酌情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让鲍超不用北上，还可以把抗旨的罪过消弭。而且主动请旨北上，等于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一听到皇上有难，立马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咸丰皇帝收到这个奏本，心里肯定也很欣慰，即便咸丰识破了曾国藩的伎俩，在情理上，曾国藩做得也无可指摘。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把曾国藩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还让曾国藩赚了一笔。
  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曾国藩和胡林翼一面按兵不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种请示的结果也很明显，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当然不同意他们二人进京。
  这么一拖，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曾国藩不必北援，专心消灭太平天国的命令。
  李鸿章不仅用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走出了两难境地；而且后来，李鸿章不断地利用这个策略，帮自己解决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处理“天津教案”，不过这次被他拖进去的，恰恰是上次被他救出来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由于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国藩上奏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当然是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则被派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知道那是一个大坑，谁进去都会弄一身脏水。既然当时曾国藩已经弄得民怨沸腾了，那就让老师再牺牲一下吧。所以，在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没有去天津，而是去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李鸿章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坏了名声，那没办法，只有让他做出处置决定，而李鸿章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得少些。如果经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次阳奉阴违，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却把曾国藩害苦了。
  等第一波人犯的处置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而他来天津之后，最艰巨的工作已经由曾国藩完成了，恶人也由曾国藩当了，他来天津，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好人。
  曾国藩是老实人，但他的原则适宜于治国，但处理具体事情，在时效上的确比李鸿章的手段要稍逊一筹。
  拖，从贬义的层面上看，有不诚实的意味。但“兵不厌诈”，作为一种权术应用在政坛上，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拖，从心态上来讲，说明了一个人的淡定，从现实上来讲，可以静观局势的变化，为自己随形势应变赢得时间和空间。通过拖，让别人等，等得迫不及待却又无可奈何，等到局势出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这个时候，自己再出场，一定能获得满堂彩。
  李鸿章善于拖，善于等，更善于让别人等，所以，他总能把握住政坛上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或让自己避祸，或让自己名利双收。
  4.好马也吃回头草
  很多人只看到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合作，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伴随着斗争的。尤其是合作开始的时候。
  李鸿章与曾国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还有点年轻气盛。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两个人之间经常因为不同意彼此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时候，有点不甘心，于是向曾国藩提出要离去。
  可没想到，曾国藩早就知道李鸿章不会受自己的约束，事先请来了圣旨，不允许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李鸿章索性破罐子破摔，在曾国藩幕府寻衅滋事，故意找湘军大将彭玉麟的麻烦，两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打作一团。
  再后来，朝廷传旨，授李鸿章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李鸿章去福建等着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官位。但曾国藩说还是别去福建了，还是留在这里吧。
  于是，曾国藩上奏，以襄助需人为理由，要求李鸿章继续留在自己的幕府，帮助自己，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又处太平军攻击下，移营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这次的争吵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之后发生李元度事件导致李鸿章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李元度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进入曾府，参赞军务。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最久的幕僚，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国藩的恩人。因此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
  虽然李元度战功累累，但是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却不敢回来，躲藏了一段时间，然后逃到了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处，于是王有龄上疏，要求重用李元度。李元度此举，无异于吃里爬外，分裂湘军。曾国藩怒不可遏，立即上疏弹劾，以申军纪。
  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
  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
  经过这次争吵，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离去非常痛心，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在李鸿章看来，这些人都不是能成事之人。
  为了谋个一官半职，李鸿章写信给林则徐的女婿、主掌福建的沈葆桢，希望能够在沈葆桢处谋职位。
  沈葆桢断然拒绝，回信称：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
  沈葆桢的意思很明确，意思无非就是说：“曾国藩那里都容不下你，我这里更不行。”
  李鸿章从曾国藩处出来之后，处处碰壁，这年，李鸿章三十九岁，一事无成的李鸿章开始反思。虽然在曾国藩处有种种不如意，但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未来发展上来讲，曾国藩处确实是最合适最可靠的地方。
  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也非常郁闷，李鸿章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论文采还是见识，都有过人之处，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很多地方弥补了曾国藩的缺陷。
  于是曾国藩找了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