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丰田说，赫尔认为日本最近的提案使谈判范围变窄，这点，他不能理解——相反，是扩大了。丰田愿意作进一步的让步，并阐述了日本准备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款：合并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政府；不割地；不赔款；经济合作；除在某些地区需要保留部队以帮助中国人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
    格鲁遂将此新建议急报赫尔，鉴于局势之危急，他凭借曾与罗斯福有过长期私交（在哈佛大学一起办过“克里姆逊”报），决定直接致函总统，并提出个人的呼吁：
    “久未修书打扰您了。缘因携带外交邮袋的船只稀少，信件每每迟到。鉴于美日关系变化较快，当我的意见抵达你处时，已经太迟，而且用处不大了。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我曾经而且仍然试图将日益变化着的情景准确地予以描绘。我希望你能经常看到。
    从我的电报中，你知道我与近卫公爵保持密切的联系。面对国内极端主义者和亲轴心国分子们的反对，近卫正为改善日美关系勇敢地工作。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他担负了重大的责任。无疑，他已看到大难临头的凶兆，  日本从三国同盟条约中不能指望到什么，如果要避免灾难，日本不能不改变其政策的方向，不管他眼下努力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他是认真的，并将为了与我们取得适当的谅解，准备做出最大的努力，同时又不致在日本引起公开的叛乱。尽管所有的证据表明日本过去在承担义务方面是声名狼藉的。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我们相信本届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现在可以承担的任何义务。我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还认为，除近卫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只有他能执行一项受到那些对国际事务和经济法则一无所知的极端主义者反对和忿恨的政策。  现在，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此可能性之到来，有如“下地狱般容易。”如果战争爆发，我们最终将无疑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我们怀疑把贫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国的地位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诚地希望，我们能达成协议，甚至我们不必深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本届政府是否守信用以及是否有能力全部地执行协议……”。
    这封信如同先前的建议一样，几乎没甚效果（事实上，这封信过了五个星期才得到不冷不热的回音）。在九月二十五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十月十五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拒绝在大本营内进午餐。相反，他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在那里，近卫向东条施加压力。十月十五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现在是不容易更改的。”
     在这样的决心面前，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他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那个期限，他只有辞职了事。木户告诫近卫，不要象个小孩似的。据牛场说，木户与近卫彼此毫无拘束。在宫内大臣面前，近卫常抛弃一切掩饰，表露出他个性的罕见的一面。现在，既然近卫要对九月六日的决议负责，那么，“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木户告诫他要“慎重”。
    近卫没哼声。本来，他已垂头丧气，再加上痔疮再次发作，情绪就更坏了。他对私人秘书说，他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是，九月二十七日，他离开了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地去了。
·３
    在远离日本九千英里的国务院里，人们认为日本的首相是侵略者。赫尔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蹂躏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是当时的首相。虽然近卫表示支持四原则，但这是他由衷之言吗?由于这些理由，在细节草拟出来以前，罗斯福和他的任何会晤只能以失败告终。
    赫尔的诸多忧虑使罗斯福初期对会晤的热情凉了半截。九月二十八日，总统从海德公园向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
    “我完全同意你用铅笔写成的照会——列举日本人最初要求会晤时比较开明的态度，指出他们现在狭隘得多了的立场。认真询问他们是否能回到原来的态度，重新讨论原则协议，并再次强调我希望会晤”。
    在东京，格鲁大使仍未失望。他坚信，那些在华盛顿的人们对近卫面临的问题缺乏洞察力。第二天，他再次向赫尔写了一份报告。他既是呼吁，又是警告：
    “本大使(格鲁)过去曾多次说明：  日本始终在温和政策和极端政策之间摇摆，在现有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日本人或领导集团，能够改变日本的扩张纲领而又能生存下去，要避免长期赖在中国和向南推进，只有靠通过某种不可超越的障碍才行……
    本大使强调，了解日本心理状态的重要性，这种心理，与西方任何国家的心理根本不同。日本人对任何特定境况的反应是不可捉摸的，日本人的行动也不能用西方的眼光予以预见……
    如果美国政府期待日本政府会在目前的初步会谈中，做出原则上和具体细则上能使美国政府满意的承诺，几乎可以肯定，这会晤只能无限期地和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这样将使近卫内阁及其希望与美国取得和解的支持者得出结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前途是毫无希望的，美国政府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其结果会使近卫政府名声扫地，使反美情绪急剧爆发。这就有可能导致肆无忌惮的行径……”。
    最后，他还提出：除非美国对近卫及其支持者改造日本的努力，寄以“相当大的信任，”否则，这将使“避免太平洋最终一战的希望”成为泡影。
    次日，格鲁在日记中写到，他已“尽力将日本的形势，准确地描绘给我们的政府。”当他收到霍恩贝克发来前些日子格鲁自己也提出过的要坚决对付日本的建议时，感到心烦意乱。
    “真不明白霍恩贝克给我送来这些摘要的用意是什么，除非他自己相信或者为了让别人注意到他的相信：我现在主张的是所谓‘绥靖’政策，而不是先前建议的强硬政策。首先，‘绥靖’一词，与慕尼黑和保护伞联系起来，为一个倒霉的、被滥用和误解的词。我现在主张的并不是绥靖，而是‘建设性的妥协’，建设性的这个词很重要。它意味着建设，如果要建筑一座永久性的建筑物，谁也
不会傻到把它建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最后结局将是什么，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但失败主义在我的哲学里是找不到的。……”
    在某个程度上来说，霍思贝克对格鲁的看法是对的。也许，格鲁太相信日本人了。他也不是理智的和特别锐敏的。但他确有三件宝：有一位极端同情日本的、敏感的夫人，有一位生在日本，同样非常了解日本的长处和短处的顾问(杜曼)，还有他本人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此外，他的机灵的同行，英国大使克莱齐，也同他持有一样的看法和信念。次日早晨四时二十分，克莱齐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发了一封电报：
“我不怀疑那种认为日本的动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难道它能成为我们不能鼓励日本沿着其现政府已经走上的那条新路走下去的理由吗?就算日本的政策完全是出于下列的考虑，即，变换手法在目前可以实现同样的野心(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一且德国被击败，战后的日本，也没有机会实现扩张的目标。同时还因为，日本保持中立将有助于打败德国，我冒昧认为，对我们的地平线(这封电报是用密码拍发的，  提供给作者的文本中有几个字是未经翻译的，地平线可能是一侧的意思)的事后分析可能会因战争的限度而自然而然受到限制……。”
松冈离职后，政局发生子根本变化。现在日本准备稳步地脱离轴心国。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在进行的日美两政府之间的讨论，主要的困难是，日本目前还要求从速解决和只能就一般原则达成协议，超过这一步所带来的风险是他们所不能经受的，而美国却似乎在争取时间，要求在签订采取任何有关改善关系的步骤的协议以前，就能得到极其精确的定义……如果再坚持下去，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破坏自从我到日本以来所出现的取得公开解决远东问题的大好时机……
    我与我的美国同行都认为，近卫公爵‘电话’(可能是“最”)真诚地希望避免他现在目睹的由于订立三国同盟条约以及同轴心国的联系(他自然应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正在迅速给日本带来的危险……
    如果讨论流产或不恰当地拖延下去，尽管有天皇强有力的支持，  我实在怀疑近卫和他的政府是否‘英国领事馆’(可能是‘能够’)存在下去。”
    他承认，任何协议都可能使蒋介石产生怀疑或泄气，而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并不与英国的利益完全一致。
    “……‘或者修理好’(可能是‘总之’)要冒着风险，我和我的美国同行都坚决认为，权衡之下，如果坐失这一良机，那将是‘难读的’(可能是‘不可饶恕的’)胡闹。戒备心是必须的，但过分的戒备心会使事情停滞不前……”
    直到十月二日，赫尔终于就日本人期待已久的问题予以某些肯定的答复，表示“欢迎”最高级会晤，并对近卫接受四项原则感到“高兴，”但条款本身却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条款——所有日军必须从中国撤出，不得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