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里宾特洛甫说，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因为届时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同时，希特勒向他保证，日本一旦参战，德国“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但是，一谈到新加坡问题，松冈总是躲躲闪闪。例如，当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后，开玩笑地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冈转向紧张不安的永井，点点头说：“请你问他。”
    松冈对于他希望同斯大林签订条约一事，一点也没死心，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听到曾向他提出过签订四国大联盟条约这个主意的里宾特洛甫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苏联是从来不白给东西的。”永井认为，  这是一个警告，但松冈的热情并未减退，甚至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私下告诉他，德国和俄国可能不久就要开战，他还是那么热心。
    四月六日，日本代表团一行离开柏林。抵达苏联边境时，他们得悉德国已入侵南斯拉夫。永井与其他顾问感到不安——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但松冈却仍然兴致勃勃。“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口袋中！”他对他的私人秘书加濑俊一说。
    他果然不错。在抵达莫斯科一个星期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在豪华的庆祝宴会上，斯大林对于局势的转折显然感到非常高兴，以致他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与他们拥抱、接吻，象一头正在表演的熊，轻快地到处转。条约是他的外交胜利，是证明他可以不理睬关于德国即将进攻俄国的谣传的有力证据。毕竟，如果希特勒有进攻俄国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日本签订这样一个协定?他在祝酒词中呼喊：“天皇陛下万岁！”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谁都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
    松冈也给斯大林敬酒，并说了一些其他任何外交官不可能说出口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地说，“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
    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松冈想说几句轻松话，他说，永井和他的海军同事“时常在谈起怎样把你们身上的鬼赶走！”不料这番话却把气氛弄得更尴尬。
    斯大林正色回答道，日本虽然强大，但苏联可不是一九O四年的沙俄。片刻之后，斯大林又恢复了他的诙谐。他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
    “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列车不得不推后一小时发车。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告别时，吃了一惊。斯大林吻了永井并气喘吁吁地说：“英国今天之所以吃苦头，是因为他们对军人评价很低。”斯大林在兴头上，搂住矮小的松冈，热情地亲了他几下。他说，“有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欧洲，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科内依曾说过：“我拥抱我的敌人，但只是为了憋死他。”松冈本来是应该注意到科内依的性格的。但他兴高采烈地说：“在全世界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说完象一位征服者那样登上火车。（那时，斯大林已在拥抱另一位大使——希特勒的全权公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并对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做朋友。你要为此尽最大努力。” ）在列车带着松冈穿过西伯利亚时，松冈对加濑说，他在即将离开莫斯科时，曾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大使劳伦斯·期坦哈特毫无拘束地谈过，两人一致同意设法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舞台已经布置好了，”他说，“接着我该去华盛顿了。”
    ·3
    在世界另一侧，松冈的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退役海军提督，只剩一只眼睛。此时，他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努力修补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他们的会谈是由两位精力旺盛的天主教神父促成的。这两位神父是玛利诺国外传教会的总会长詹姆斯·沃尔什主教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德劳特神父。大概在半年以前，他们两人带着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易斯·斯特劳斯的一封介绍信前往东京，拜访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他们说服他相信，日美两国抱有善意的人，能够帮助实现和平解决，并给他看了呼吁日本实行“远东门罗主义”的备忘录。他们还表明了反共立场，宣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政府的政治形式，而是腐蚀社会的疾病，而且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井川看了这份备忘录后深受打动，觉得凡是讲道理的日本人都会同意它提出的条款。井川曾经以日本大藏省官员的身份在美国呆过几年，结识了许多纽约银行界人士，还讨了一位美国老婆。他猜想，这个提案是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的，因为德劳特神父曾提到，他的行动是经过美国政府中“最高级人士”批准的。他满腔热情地把这两位神父介绍给近卫首相和松冈外相。首相建议井川先去试探一下陆军省内一位有影响的名叫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岩畔是个理想主义和阴谋诡计奇特地结合为一体的人物，也正是能把这两位神父的建议付诸实施的人物，他强烈相信，与美国和好就能拯救日本，而耍弄权术却是他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他的嘻皮笑脸后面，却是陆军中最机敏的头脑之一。他是谍报活动专家，著名的中野间谍学校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这所学校在那时曾源源不断地向亚洲各国派出经过严格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都具有他本人那样的认为应把亚洲国家自由合并起来的理想主义观点。也就是他提出把十五亿日元假钞流人中国搞垮中国经济的计划。他成功地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五千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到处流浪的犹太人在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的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曾经资助日本作战。
    岩畔大佐安排这两位美国人会见了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武藤也被美国的建议所打动，表示同意。元旦前后，两位美国神父回到美国，接着又联合了另一位声誉卓著的天主教徒、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这位局长著手安排他们会见罗斯福总统。总统会见了沃尔什主教，并读完了他的热情洋溢的长篇备忘录，他把这份备忘录批给了赫尔：“你意如何?弗·德·罗。”
    赫尔在一份主要由他的远东事务高级顾问，以同情中国敌视日本著称的斯坦利·霍恩贝克博士起草的意见书中回答道：“一般说来，我怀疑这个计划此时此刻是否可行。我觉得，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在目前阶段不大可能或根本不可能真心接受这种安排。”
    罗斯福总统却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以致他要求邮政总局局长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便全力帮助沃尔什主教。沃尔什以“总统特派员”身份受权在纽约市伯克郡饭店十八层建立了一个秘密总部，代号叫“约翰·多伊”。
    一月下旬，沃尔什主教给井川发了一份电报：“与总统会见后，很有希望取得进展，正等候事态发展。”井川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也应该亲自赴华盛顿，去协助那两位神父和即将启程赴美的野村大使，寻求共存的方案。野村是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有许多美国朋友，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外交经验，而且也不大适合搞外交。
    井川到岩畔大佐那里去请教。大佐鼓励他去，设法给他弄到了一份商业护照，并从两个愿为和平捐款的工业家那里给他凑足了旅费。井川将以同美商谈判为借口协助野村。当行程的消息泄露后，松冈(刚要启程赴欧)指责陆军“一手包办对美谈判”，“把钱藏起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不知道有这一安排，便把岩畔叫到办公室。可是，岩畔心灵嘴巧，使东条完全相信了他。东条通知外务省说，关于井川的使命，陆军一无所知。
    这可是危险的游戏，但是，岩畔觉得，为了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冒险也是值得的，而且玩弄危险游戏也是他的癖好，他想，他以为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这却仅仅是开端，因为东条非常赞赏岩畔对时局的了解，派他到美国去协助野村。
    为了给自己担任的职务作准备，岩畔分别与主战派和主和派进行了磋商。一天晚上，在银座举行的宴会上，血盟团团长井上日召劝他做间谍。“我们要打英美，因为他们正在封锁我们。你在美国的任务是弄清楚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动手?”但是，要求岩畔想法安排任何一种体面解决办法的人，远比炫耀武力的人要多。
    他带着玩弄朋谋诡计的气味于三月十日抵达纽约。他发现，美国国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很大的。主张进行干涉的人相信，他们国家的前途和最终的安全取决于帮助民主国家粉碎侵略国，他们刚刚设法在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使美国承担了向轴心国的敌人提供“除了开战以外”的无限制援助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