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阴谋4：维也纳死亡事件

他的确是个危险的人，可如果我帮你们绑架了他，多半也就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我们会站在你这边的。我们会保护你。”
    “那要是‘约定的大纲’又变了怎么办？到时候谁来保护我？”
    沙姆龙斡旋道：“在你把账上的钱发散完毕后，你本该收到一亿美金。如今，这些钱你是散不出去了，因为你要把钱全交给我。如果你肯合作，你可以保留原计划收到数额的一半。我想你会算术吧，贝克尔先生？”
    “我会。”
    “五千万美元比你应得的要多，不过我愿意给你，只要能争取到你的合作。五千万美元足够雇佣许多保安了。”
    “我要你写下来，书面保证。”
    沙姆龙苦着脸摇摇头，似乎在说——你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伙计，有些东西，决不能写出来的。
    “你们需要我怎么样？”贝克尔问道。
    “你得帮我们进入他的家。”
    “怎么做？”
    “你就说账户上有个问题，十分紧急，需要见他。可以说是有需要签字的文件，资产的最终发放和清盘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准备。”
    “我进了他家之后呢？”
    “你的工作就结束了。你会有位新助手来接手此后的事情。”
    “我的新助手？”
    沙姆龙看看加百列：“现在也许该介绍一下贝克尔先生的新拍档了。”
    这个男人有许多名字和身份。齐格利先生知道他叫奥斯卡，是海勒企业的保安主管；他在巴黎的房东认为他叫文森特·拉冯特，是一位布列塔尼人的后裔、旅行作家、自由职业者，一年四季都在路上跑；在伦敦，他的名字叫克莱德·布里奇斯，是位加拿大软件公司的市场部主任；在马德里，他是位独来独往的德国人，不知疲倦地徜徉在咖啡馆和酒吧，靠马不停蹄地游走来消愁解闷。
    他的真实姓名是乌兹·纳沃特。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希伯来语岗位代号中，纳沃特是“卡萨”，也就是便衣情报员和专案主任。他负责的地区在西欧。仗着能说多种语言，又有一身迷惑人心的本事，再加上与生俱来的桀骛自负，纳沃特打入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组织内部，在遍布欧洲大陆的各个阿拉伯国家大使馆内吸收了内线特工。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里，他几乎都有眼线。他掌控着一张巨大的志愿特工的网络，这些志愿者来自各地的犹太人社区。在巴黎的里兹酒店，他随时可以拿到餐厅里最好的座位，因为那里的男管家和女领班都是拿着机构经费的线人。
    “康拉德·贝克尔，来见见奥斯卡·兰格。”
    银行家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似乎突然变成了铜像。接着，他那双聪明的小眼珠盯住了沙姆龙，又举起双手，做出一个探询的姿势。
    “我和他一起又要做什么呢？”
    “你来说说嘛。他很棒的，咱们的奥斯卡。”
    “他能不能假扮一位律师？”
    “如果准备得当，他完全可以扮演你的母亲。”
    “这样一场戏要延续多久？”
    “五分钟，也许更短。”
    “你和路德维格·沃格尔打交道的时候，五分钟就好像几辈子。
    “我也听说过。”沙姆龙说道。
    “那个克劳斯怎么办？”
    “克劳斯？”
    “沃格尔的保镖。”
    沙姆龙露出了微笑。抵触阶段结束了，瑞士银行家已经加入了团队。他现在已经向海勒先生的战旗和他的伟大使命宣誓效忠了。
    “他非常专业，”贝克尔说道，“我去过他的寓所五六次了，但是每次他都会彻底搜查全身，还让我打开公文箱。所以，如果你们打算带一件武器进去……”
    沙姆龙打断了他的话头：“我们根本没打算带武器进去。”
    “克劳斯始终带着武器。”
    “你肯定吗？”
    “一把格洛克，具体地说，”银行家拍拍自己的左胸，“就佩在这里，从来也没遮掩过。”
    “这个细节蛮可爱啊，贝克尔先生。”
    银行家脑袋一偏，接受了表扬——我的工作拼的就是细节，海勒先生。
    “恕我无礼，海勒先生。你们要绑架的人有保镖，保镖有武器，实施绑架的人手无寸铁，如何能绑得了有枪的人？”
    “沃格尔先生会自愿离开他的寓所。”
    “自愿接受绑架？”贝克尔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语气，“太独特了。如何才能说服一个人自愿接受绑架？”
    沙姆龙交叠起双臂：“只管把奥斯卡带进房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1]指带有书生和贵族气息，保持低调又追求品质的穿着风格了。
    32
    慕尼黑
    这是一幢老旧的公寓楼。它所在的位置是慕尼黑一处漂亮的小城区，名字叫作勒海尔区。院门临街，主入口的门前是一座整洁的庭园。楼内的电梯很不牢靠，更多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从楼梯间爬到三层。房间里的布置是酒店的样式。卧室里有两张床，客厅里的沙发是一件可以兼作书桌和卧床的组合家具。在储藏间里还有四张备用小床。食品柜里藏满了可以耐久存放的食物，餐具柜里有八副餐具。客厅的窗户俯瞰着街道，然而不透光的窗帘始终闭合着，于是公寓内部永远是夜晚。电话机没有电铃，只有红色的闪光灯指示着有没有电话打进来。
    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地图：维也纳中部、维也纳都市区、奥地利东部、波兰。在窗户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欧洲中部地图，显示出完整的逃逸路线，从维也纳延伸至波罗的海海岸。沙姆龙和加百列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争论才确定线路的颜色使用红色。从远处看，它仿佛一条血色河流，这恰恰是沙姆龙期望达成的效果：血，流经了许许多多个埃瑞克·拉德克的手，流成了河。
    他们在公寓里只说德语。这是沙姆龙定下的规矩。拉德克依然称为拉德克，不过不许说全名。沙姆龙不愿意称呼他从美国人那里买来的名字。沙姆龙还定下了别的规条。这是加百列规划的行动，所以是加百列施展的舞台。是加百列，用来自他母亲的柏林口音，向团队发市指示；是加百列，审查来自维也纳的监视报告；一切行动的最后决策，也要由加百列来作出。
    最初的几天里，沙姆龙努力地适应着配角的地位，然而他对加百列的信心渐渐加强，他发觉悄然溜进幕后才更方便些。尽管如此，每一位经过保密公寓的特工都会感到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在他们头上。沙姆龙似乎从来不睡觉。他可以几个小时站在地图前，或是摸黑坐在厨房的桌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倒像一个正和自己的良心作斗争的男人。“他就像个临终病人，为自己筹划着葬礼，”说这话的是一位讲德语的老特工，名叫奥代德，加百列让他在这次行动中负责驾车逃跑，“如果这一锤子办砸了，他们就会把败绩刻在老头儿的墓碑上，就刻在大卫之星的下面。”
    即使在最佳条件下，这样的行动也需要数星期的时间制订计划，加百列却仅有几天时间。当初，“天谴”行动为他打下了好底子。“黑色九月”组织的恐怖分子不断地行动，忽隐忽现，令人崩溃。因此一旦确定了一个人的位置，又明确了身份，打击小组就会闪电般的出手。监控组迅速到位，车辆和保密公寓安排妥帖，逃逸路线提早制定。加百列从前储备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在慕尼黑都派上了用场。极少有哪个情报官员比他和沙姆龙更了解迅速规划和闪电出击的真谛了。
    到了晚上，他们会收看电视里的德语新闻。邻国奥地利的大选吸引了德国观众的注意。梅茨勒遥遥领先，每到一站，他的拥护者人数都在增加，就如同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看这样子，奥地利就要做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从极右翼阵营里选出一位总理。然而古怪的是，在慕尼黑的保密公寓里，加百列和他的团队却在庆幸着梅茨勒的冉冉升起，因为要是没了梅茨勒，他们通往拉德克的大门就会闭合。
    按照惯例，新闻结束不久，他们就会接到来自扫罗王大道的勒夫的问候：他会逼着加百列回答一些无聊的查问，看看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大事。这段时间沙姆龙会很放松，因为他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动指令。加百列会把电话紧贴着耳朵，来回踱着步，耐心地回答勒夫的每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如果灯光合适，沙姆龙能看到加百列母亲的影子，就在他的身边一道踱着步。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但她，其实是这个团队里的一员。
    每天一次，通常是在下午时分，加百列和沙姆龙会溜出保密公寓，到英格兰花园去散步。艾希曼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顶。加百列认为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存在。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来了。那天晚上，在维也纳，麦克斯·克莱恩对加百列讲了那位党卫军军官的故事：此人在奥斯威辛亲手谋杀了数十名囚徒，如今却每天都坐在中央咖啡馆里，享受着午后的咖啡。直到此刻，沙姆龙仍然极力避免提到艾希曼的名字。
    抓捕艾希曼的故事，加百列以前听过许多次。不错，1972年9月，沙姆龙就使用这个故事刺激了加百列，使他加入了“天谴”的行动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