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阴谋4：维也纳死亡事件

在英格兰花园的林荫步道上，沙姆龙所讲述的版本更为详细，胜过了加百列此前听到的所有版本。加百列懂得，他说的这些并不是一个老头儿絮絮叨叨地回顾自己昨日的荣耀。沙姆龙从来不会吹嘘自己的成就，出版商也绝对没机会出版他的回忆录。加百列知道，他告诉自己艾希曼的事情，是有理由的。我走过的路，是你也会走过的。沙姆龙这样说，不过会换个时间，换个地点，由另一个人陪伴；但这个历程你应该知道。有几次，加百列感觉自己仿佛在陪着历史老人走路。
    “等待逃离的飞机，那是最困难的阶段。我们带着这个阶下囚困守在保密公寓里。有些成员无法忍受这样看守他，我只好一夜又一夜守在他的房间里，看着他。他被锁在一张铁床上，穿着睡衣，戴着遮光眼镜。我们是严格禁止同他交谈的。允许同他讲话的，唯有审讯员。我没法遵守这些命令。你想想看，我必须知道，这个连见了血都恶心的男人，如何就屠杀了我们六百万的人民？他又是怎么杀了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姐姐？我问他为何要那么做，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加百列——似乎他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或是火车上的列车员。”
    后来，站在拱桥的栏杆前，他们俯瞰着流水。
    “有一刻我的确想杀了他，加百列——当时他告诉我，他并不恨犹太人民，他其实还很敬慕犹太人。他还想让我相信，他多么喜爱犹太人，于是开口背诵我们的经文：听吧，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上帝！这几个词从他这种人嘴里说出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是这张嘴发布了屠杀六百万人的命令。我伸手掐住他的脸，掐得他闭上了嘴。他开始颤抖抽搐。我以为我把他弄得心脏病发作了。他问我是不是要杀了他，他还求我不要伤害他的儿子。这个人曾经把别人的孩子从父母手里夺下来，扔进火里，现在却关心自己的孩子，他还以为我们会像他一样，连儿童也谋杀。”
    在一座废弃的露天啤酒店，一张布满划痕的木桌前。
    “我们要求他同意自愿随我们回以色列，他当然不愿意去。他想在阿根廷或德国接受审判。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他都得在以色列受审。我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允许他喝了点红酒，抽了支烟。我没有和杀人犯一道饮酒，我做不到。我向他保证，他会获得一个机会，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陈述他的所作所为，保证他会接受公正的审判，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对结果不作任何幻想，但听说能向全世界为自己作个解释，他似乎颇为所动。我还对他直说，至少还有人明确通知他将被处死，他自己却剥夺了几百万人的这份尊严。那些人听着麦克斯·克莱恩奏着小夜曲，走向‘更衣室’和毒气室的时候，还都蒙在鼓里。他在文件上签了字，填写日期的时候活像个熟练的德国官僚。事情就这么办妥了。”
    加百列专注地听着，衣领竖着，裹着耳朵，双手塞在口袋里。沙姆龙的焦点从阿道夫·艾希曼转到了埃瑞克·拉德克。
    “比起我，你有个便利条件，因为你曾经在中央咖啡馆面对面地会过他。当初在行动前，我只是从远处见过艾希曼。当时我们是在监视他的寓所，计划抓捕行动。不过我没和他说过话，连站在他身边的机会也没有。我精确地知道他的身高，却无法在眼前勾画出他的面貌。我大概知道他说话是什么音调，然而我却并不熟知。而你了解拉德克，不幸的是，由于那个曼弗雷德·克鲁兹，他对你也有所了解。他还会希望了解更多。他会感到自己已经暴露，会感到不安。他会向你发难，和你公平地对决。他一定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追捕他。无论怎样，你绝对不能和他正常地交谈。记住，埃瑞克·拉德克不是集中营的卫兵或毒气室的操作员，他是帝国保安部的人，是老辣的审讯高手。他会利用他的一切手段来作最后一搏。别落入他的圈套，现在你是主导局面的人。你的反客为主会让他大吃一惊的。”
    加百列将目光向下投去，似乎是在读着桌面上刻的字。
    “那么，为什么艾希曼和拉德克都有资格享有正义的审判，”他最后开口道，“但是巴勒斯坦的‘黑色九月’组织就只能遭到复仇？”
    “你要是改行，一定能做个犹太法典的大学者，加百列。”
    “你在回避我的问题。”
    “固然，我们对‘黑色九月’恐怖分子采取的行动，当然包含着纯粹的报复，却又不仅仅是报复。他们构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了我们。那是场战争。”
    “为何不逮捕他们，然后审判他们？”
    “然后呢？由着他们在以色列的法庭上大作政治宣传？”沙姆龙缓缓摇头，“他们已经这样做过了，”他举起手，指着矗立在奥林匹克公园上空的高塔，“就在这座城市里，当着全世界的摄像镜头。我们总不能辛辛苦苦逮住了他们，到头来却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为屠杀无辜进行狡辩吧？”
    他把手放下，身子向前一倾。就是在这一刻，他向加百列透露了总理最后的几点希望。他说话的时候，加百列的呼吸都凝固了。
    “我不想杀死一个老头子。”加百列说道。
    “他不是个老头子。他穿着老人的衣服，戴着一张老人的脸皮，可他依然是埃瑞克·拉德克，是个魔鬼，他在奥斯威辛连杀十几个人，就因为他们听不出来勃拉姆斯的一首作品。这个魔鬼在波兰的大路旁杀了两个姑娘，就因为她们不肯否认比克瑙的丑恶罪行。这个魔鬼还挖开了几百万人的坟墓，让死者的尸体受到最后的侮辱。就算老迈年高也免不了他的罪。”
    加百列抬起头迎接沙姆龙坚定的凝视：“我知道他是个魔鬼，我只是不想杀了他。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男人做了些什么。”
    “那你得做好准备，好好和他较量一场。”沙姆龙盯着他的手表，“我带了个人来帮你。是啊，他应该很快就到了。”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还以为整个行动的决策人是我。”
    “是你不假，”沙姆龙说，“可有时候我得给你指明道路。老先生就是干这个的。”
    加百列和沙姆龙都不相信什么吉兆凶兆之类的迷信。如果他们信那一套，就不会将大屠杀纪念馆的摩西·里弗林请到慕尼黑的保密公寓，因为那样会显得他们对团队的能力不够自信，倒好像凭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眼前的使命一般。
    沙姆龙本希望平静低调地邀请里弗林。不幸的是，扫罗王大道将任务交给了两个学院里的实习生，两人行事都是鲜明的西班牙系犹太人的作派。他们决定在里弗林离开大屠杀纪念馆回公寓的路上同他接触，地点距离耶胡达市场不远。里弗林在布鲁克林的本森社区长大，至今在街上走路时依然保持警觉。他很快注意到两名男子开着一辆车正在跟着他。他以为他们是哈马斯的自杀式人体炸弹，又或是一对街头劫匪。后来，汽车停在他身边，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位开口同他搭话。里弗林身子一歪，拔腿就跑。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矮胖的档案学家居然身手敏捷，他和抓捕者周旋了好几分钟，最后才被两名特工堵在了本耶胡达大街上。
    当天天色很晚了，他才来到勒海尔的保密公寓，带着两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调研材料。他的肩膀上划了一道口子，那是他在逃跑的路上留下的纪念。“要是连一个胖乎乎的档案员都抓不到，你们还指望抓住埃瑞克·拉德克吗？”他说着，拉着加百列进了公寓后部的密室，“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到了第七天，阿德里安·卡特尔来到了慕尼黑。那是个星期三，他在将近傍晚时分抵达保密公寓，那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的博柏利外套口袋里装着护照，所用的名字依然是布拉德·坎特韦尔。加百列和沙姆龙刚从英格兰花园散步回来，围巾帽子还来不及摘下来。加百列已经将其他组员派出去了，要求他们到各自最后的岗位上准备就绪，所以保密公寓里没有机构里的人了，剩下的只有里弗林一人。他的衬衣下摆露在外面，光着脚，向中情局的副主任打了招呼，称自己为雅各布。这位档案管理员已经适应了谍战行动的组织纪律。
    加百列泡了茶。卡特尔解下外套的扣子，专注地参观了一番保密公寓。他在地图前流连了很长时间。卡特尔相信地图，地图永远不会撒谎，地图永远不会专拣它认为你想听的说。
    “我喜欢你对这个地方作的安排，海勒先生。”卡特尔终于脱去了他的外套，“后现代风格的邋遢，还有气味。我想我认识这种味道。街角上那家维也纳森林的外卖吧，要是我没搞错的话？”
    加百列递给他一杯茶水，茶包上的绳子还挂在杯角上：“你来做什么，阿德里安？”
    “我来走一遭，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扯淡。”
    卡特尔在沙发上清出一块地方，一屁股坐下去，好像一个推销员，终于结束了一段漫长无聊的旅程：“说实话，我来这里是因为接到了主任的紧急命令。他似乎患了严重的手术前过敏症。他感觉我们在一起处境危险，而且你们的人操控了局面。他希望中情局的人同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