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反对者 批评于丹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已经成为民间格言，4岁就读《论语》的于丹教授一定知道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想要在说话上谨慎迟钝，在行动上敏捷。”  
  这与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速也。”  
  是意思相近的。  
  然而于丹教授特意不提"行动的敏捷"，却偏说："内心无比坚定、刚毅"。  
  这显然又是于丹教授加上去的。  
  “内心”与“行动”是两个没有关联的词组。  
  《论语》原文根本没提到“内心”。  
  又是于丹教授在偷梁换柱，将“行动”偷换成“内心”。  
  这种有意曲解不同于她的无意曲解，无意曲解是因她的理解有误而造成，而有意曲解则是明知故犯。  
  为何明知故犯?  
  还是为了她的主题服务!于丹教授具备女性普遍具有的内心精细的特点，无论有意曲解时，还是无意曲解时都念念不忘她的主题。  
  她的主题是要让广大读者得到内心的平安。  
  这在当前的商品社会、物质时代之中，是多么伟大的创举啊!内心!内心!她不提"内心"行吗?  
  她感兴趣的不是行动!将不感兴趣的换成她孜孜以求的东西，她并不以为是个错误。  
  在64页，于丹写道：在孔子看来，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  
  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他说：“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  
  容器是什么呢?  
  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君子不器"四字被于丹教授实解了，解释成"一份职业"，殊不知《论语》上这四个字是一种比喻，是说君子不要像各有其用的器皿一样，用固有的模式来局限自己才德的发挥。  
  用这个比喻强调君子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性。  
  就像孔子在《论语》中说：“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用觚的变形来喻道的变异。  
  于丹教授可能过于执着她四岁学《论语》时的记忆，没有弄得明白，记得我四岁学《论语》时先是背诵，就连“觚”字也是写不来的。  
  于丹的心得是些什么 我们纠正了于丹教授曲解《论语》的错误，该是看一看她这本使得"洛阳纸贵"的书，到底从《论语》中得到了一些什么心得。  
  于丹教授的心得共分7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天地人之道"，看了这部分的题目，我以为于丹教授的心得一定与孔子对天的思想有关。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8)    
  《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其实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对天的思想，另一类是对人的思想。  
  读了之后才发现于丹教授这一部分的心得并没有谈清孔子对天的理解，只是引用了孔子的一小段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然后对这一段话做了简单的字面解释。  
  随后，于丹教授引用了一段《三五历纪》中的神话故事：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这段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不是现实世界的科学反映，只是因古代人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而产生了一些幼稚的想象和主观的幻想，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所以马克思说古希腊神话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  
  然而于丹教授却将《论语》扔在一边，把这则神话当成了她理解天、地人的主要依据，她对此发表看法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  
  这与《论语》无关，《论语》没有反映出这些想法，《论语》反映出孔子对天的信仰很强烈，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谓“天生德于予，桓嫫淦淙缬枞?  
  "；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谓"五十而知天命"；所谓"知我者天呼"……在孔子的思想里，天是世界万物的根本，是宇宙世界的主体，也是人生活的真正凭依，更是人心信念、信仰的源出。  
  《论语》中真实反映出的孔子的"天地"并没有被于丹教授提到，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心得可言。  
  于丹教授仍然有感而发，说：“《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源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于丹若真的四岁开始学《论语》，她应该知道，孔子主张天是人的大根源，人只能则天法天顺天命，而不能将人与天并列。  
  于丹几次谈到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根本不是《论语》的思想，而是《易经》上的提法，《易经·系辞下》写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  
  还有些看相的相书上称人的面部有三才，即额角、准头(鼻子)、地角(两颊骨的下端)。  
  还有《论语》上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更谈不上是“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了。  
  “天时”最早还是出现在《易经》中，《易经·乾·文言》中写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无时。”  
  《管子·牧民》中也提到过，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  
  将天时、地利、人和同时都提到的是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写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于丹教授将"天地人"和"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强硬加在孔子身上，是为了把孔子硬拉成“和谐社会”的倡导者。  
  于丹教授认为合谐“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孔夫子的心胸是什么样的呢?  
  于丹教授认为"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  
  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  
  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 阿弥陀佛!于丹教授费了这么大力气，终于提到信念了!原来她这第一部分心得主要是要谈信念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9)    
  “信念”二字出来了，于丹教授马上引用了那段“子贡问政”。  
  我在这文章开头的地方，指责于丹教授曲解了“子贡问政”，说她将“民信”说成是“百性的信仰”，将“民无信不立“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  
  于丹教授写道：“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  
  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字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是指：国家如果失信于民就不能站住脚。  
  而于丹教授之所以要曲解成：国民失去信仰，国家就站不住脚。  
  是为了说明“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看来于丹教授用她的书为我们找回来的是一个她假想的孔子，因为孔子从来也没有在《论语》中阐发过“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字凝聚起来”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政者正也”和“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名言，态度鲜明地规范着在上位者应有的作法，指出执政者要正，政治才能正。  
  孔子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孔子是将治国的道德责任完全放在执政者身上，因为他深知百姓随着执政者的安排与命令生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于丹教授反孔子之道，将治国的道德责任完全放在老百姓身上，目的是想说明老百姓应该有信仰。  
  于丹教授并不认为如今的百姓已经都有了对真理的信仰，若真有了信仰，就无须这位被称为“小妮子”的教授去找回孔圣人了。  
  于丹教授从国际调查的数据中发现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在1996年时，已经从1991年的73%下跌到了68%。”  
  于丹教授忧虑地写道："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  
  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如何解决这种"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呢?  
  是提高物质生活吗?  
  于丹教授摇头，她写道："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