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慈圣”者，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张先生”者，张居正。《明史·后妃传》：
  孝定李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经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唯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
    内有严母，外有严师，而严母又每以严师来吓幼帝，《明史·张居正传》：
  帝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因劝帝戒游宴……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慊保、正矣。
  “保”是冯保，为司礼秉笔太监，与张居正深相结纳，以后的结局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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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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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神宗对张居正的反感，固不仅因为他辅教严厉，而且在知人事以后，发觉他满嘴仁义道德，而行事不符所言。先谈顾命一事：当穆宗驾崩时，召内阁大学士受顾命，照资望以高拱为首，其次张居正，再次高仪。明朝首辅权重，而张居正又是不甘居于人下的，因此与高拱平日就不睦，坏在高拱不了解张居正居心深刻、手段毒辣，以致甫受顾命即遭斥逐。《明史纪事本末》记：
  上（穆宗）不豫，己酉大渐，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上困甚，太监冯保宣顾命。翌日，上崩。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曰：“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拱与居正俱负气不下，居正乃结保自固。……拱内虑保专恣，与居正、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保，乃与保谋去拱。六月既望，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诸大臣于会极门，促居正至。拱以为且逐保也，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高阳按：前后左右中五都督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拱即日出朝门。
  冯保此举自然出于张居正的主谋，而成事的关键，在于神宗生母要结外援才能强化她的母以子贵的地位。清朝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慈禧太后与恭王取得联络，回銮之日出密诏捕诛肃顺，整个谋略就是此案的翻版。
  神宗最初敬礼张居正，颇见至诚。万历元年，也就是神宗十一岁那一年，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为皇帝进讲诗书，称为“经筵”；以神宗冲年而论，则张居正实为“师傅”，与平常的“经筵讲官”性质大不相同。有一天张居正忽然不舒服，大概是感冒之类，在直庐休息，神宗亲到暖阁，手调椒汤以赐；夏天进讲，特命太监为他打扇，冬天则以毡片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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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死后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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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张居正死后抄家
  张居正的本质是法家而非儒家，他的相业，自有可观，虽聚敛太过，大伤本源，而知人、用人，以中枢而驾驭疆吏，真所谓万里如见，确有了不起的才具。但他个人的行为，实在不堪“夺情”之举，已使神宗鄙视。而侍经筵有失人臣之礼，更使神宗畏惮愤恨——有一次神宗谈《论语》，把“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字，张居正突然厉声纠正：“要读‘勃’字!”同列失色，神宗亦大吃一惊。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其时神宗胞弟潞王的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向神宗提及，神宗答道：“年来廷臣无耻，尽献了张、冯二家。”张居正抄家之祸，起于此时。
  万历十二年，辽府次妃王氏奏请籍没张居正家。按：辽王植于成祖即位后改封荆州，正为张居正的家乡。隆庆末年，袭辽王宪，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
  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至是辽王次妃修前怨，神宗降旨：
  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忠，罔上负恩，谋图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此诏已在张居正抄家以后，史称其籍没地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那也十分可观了。《天水冰山录》记严嵩籍没财产清单之后，附“籍没张居正数”，仅金银器皿首饰之数就有：
  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
  至于冯保，自张居正死后，太后亦久已归政，已失奥援而窃权如故，此因神宗从小由冯保扶掖提抱，别有惮畏；然而终亦由于朝臣的鼓励力请，把他发到南京居住，久之乃死，死后亦不免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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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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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神宗是张居正的学生，学生抄了老师的家，自然不会是个好学生，而老师的教育亦必定破产。神宗所得的严母严师之教，激出完全相反的作用：
  第一，张居正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的理财，在神宗变成聚敛——他是明朝最贪财的一个皇帝。
  第二，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
  第三，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而且以幼年束缚过甚，来了一次彻底的“解放”——历史上有许多荒淫无道的皇帝，不外淫酗暴虐，而神宗的怠荒别具一格，可用一个字来形容：懒!
  明朝中叶以后的皇帝，懒理政事是出了名的，而以神宗尤甚。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有问题，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他的子孙都像他那样雄才大略、精力过人。洪武十三年罢相，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这是如何沉重的负担，他没有考虑过。以后虽以建文朝齐、黄“参国政”启变相复相之端，而至“三杨”入阁，确立了大学士为真宰相的传统，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联系，及君臣从容商略国事的规制，不如清朝的皇帝与军机大臣的关系那样密切，更不如宋朝君臣那样亲切。内阁“票拟”，即或详尽，毕竟不如面对面易于了解；因为不了解便感到批章奏吃力，也因为不了解，不得不假手于人。于是发生两个结果：一个是委诸太监的头脑“司礼监”；一个是搁置在那里不闻不问，神宗便大致如此。
  照这样子，自然有御史犯颜直谏，神宗的办法是：疏陈政事得失，留中不报，也可能根本不看；谏陈他个人行为的，用高压手段加以处分，命内阁拟旨定罪，而又往往在他那里改为“廷杖斥为民”。万历年间，御史被打屁股的，不知凡几。
  “廷杖”是明朝皇帝对待读书人最刻薄的手段。唐宋待士最厚，所以末期迭遭宗社之危，都还有人撑持；明朝失国，南明不旋踵而亡，虽说福王不似人君，其实亦是无耻士大夫太多之故，这就是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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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失言向母长跪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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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神宗失言向母长跪赔罪
  明朝末年的廷杖，尤其是在崇祯年间，有许多怪事。崇祯用人，滥施祸福，进退无常，一下子杖斥为民，一下子复又起用，因此，地方官遇到闯道的老百姓，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是个“羊毛皮”，可能就会打出祸来——廷杖的官员受了重伤，狱吏有个急救的方法：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自留痕迹，称为“羊毛皮”；此辈有一天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可能会施报复。所以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万历年间的言官，最易获罪者，莫如“争国本”一事；所谓“国本”，指立储而言。在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常洛生，颁诏赦天下。到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常洵生，二月间，常洵的生母郑妃即进封为贵妃。
  常洛的生母是王恭妃，生元子数年未进封；而皇三子一生，郑妃即被封为贵妃，则神宗的爱憎，殊为显然，将来可能由于郑贵妃恃宠而争，立常洵为太子，因而大学士申时行等上奏，请早立东宫，又举前朝成宪，英宗两岁、孝宗六岁、武宗一岁被立为太子为言。神宗的批示是：“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