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这一批，神宗的想法越发明白——竟以为元子可能幼殇。存此想法，易启人毒害元子之心。于是给事中姜应麟等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至鬯承祧，顾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
  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是为王恭妃不平，实际是为了尊重元子的地位。神宗大怒，姜应麟等被贬为典史。
  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一天神宗进宫问安，李太后问起立储，神宗贸然答道：“他是都人的儿子。”宫中称宫女为“都人”，王恭妃由宫女进封，所以神宗这样回答。
  李太后亦是宫女出身，当时便生了极大的气，说神宗：“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神宗惶恐，长跪赔罪。但也因此，神宗虽想立常洵为太子，却一直迟迟不敢有积极的行动，只是拖延着不肯决定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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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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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从此年年有请立储，或则获罪，或则不得答复。到万历十八年，皇长子九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于召见时，面申前请，神宗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示。《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叙其事：
  时行等出，上遽令司礼监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来与先生一见。”辅臣还至宫门内。有顷，皇长子、皇三子（按：皇二子常淑生一岁而殇）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长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辅臣等注视良久（按：此为申时行等，以宰相而第一次得见皇子），因奏曰：“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辅臣奏：“皇长子春秋长，宜读书。”且云：“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曰：“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遂手引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辅臣叩头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时行等叩头出。
  此是“争国本”数十年中，君臣之间第一次平心静气议论大事，叙述相当生动。康熙时修《明史》，亦颇采其语。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神宗对皇长子亦颇钟爱，而于常洵五岁不能离乳母，则有不惬于心的表示。由此益可证明，不立储为郑贵妃作梗。
  到了这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相争，申时行引疾辞官；神宗不悦，传谕指廷臣“沽名激扰”，悖逆犯上，大学士王家屏从中调停，神宗终于提出一个条件：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天建储，否则即于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接着又改定万历二十年春天举行。以廷臣“奏扰”而为不立储的理由，这是皇帝与言官闹意气，持大体者，自有戒心；但这十年间，言者纷纷，已存门户之见，那些只顾自己激切快意、哗众取宠的人，不会体谅辅臣的苦心，沉寂一段时期后，终又上言，神宗除了治言者以罪而外，命展延一年立储作为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春天，该是神宗践诺之时，却无动静，大学士王锡爵还朝，密疏建言，劝神宗不可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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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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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神宗答了他一通手诏，还是拿嫡庶来推托，王锡爵便又上疏，为拟“传帖”两道；这两道传帖，是两个不同的办法，一个是即时立储，另一个是先封两王：
  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谈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二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
  他拟是拟了，仍希望神宗采取即时立储的办法。这个希望几乎是妄想，等“并封”的传帖一出，士论大哗，传言此议出于王锡爵的密疏，所以颇受攻击。
  这未免有些冤枉王锡爵，他的用意是，与其让神宗空言搪塞“皇后生子”再说，不如采取渐进的策略，目前两皇子并封王，数年以后奏请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岂非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廷臣交谏，有两种反驳的理由相当有力，一种是说：
  皇上正位东宫之日，仁圣亦青年，庄皇帝不设为未然事以语大计。
  庄皇帝为穆宗，“仁圣”指穆宗的陈皇后。当神宗六岁被立为太子时，陈皇后年纪也还轻，但穆宗并不假设皇后生子如何如何，来作为定立储大计的根据，则神宗又何可如此?这一疏是根本反对须立嫡之说。
  另一种是：
  皇上顾念中宫良厚，顾中宫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则所册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将来未期之事，格见在已成之命，恐中宫闻之，亦有不安者。
  所谓“前星一耀”，指皇后生子。倘有嫡子，则先册元子自当避位，无所谓“二储”之虑。而现在诏谕皇皇，说要等皇后生嫡子，继承大统，则皇后心理上所感的压力甚重，自然不安。再则，皇后能不能生嫡子，其权操诸皇帝，皇帝不临中宫，皇后何能生子?历史上皇后失宠，徒拥夫妇虚名的事例甚多，只是禁帏之事，不可形诸章奏而已。这一疏是反对两皇子并封之议。
  因为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同时最主要的是，神宗亦根本无意于两皇子并封，那一道传帖原是为了敷衍王锡爵，所以见此诸疏，亲自封缄，手札致王，问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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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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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神宗的手札如何说法，王锡爵的密奏说些什么，虽无文献，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并封之议还算是对王锡爵“放交情”，则此时朝列有所质难，当然要责成王锡爵来应付；而王锡爵则“责无旁贷”，必定有所自辩，并坚持其原议，因而并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哗，在朝房当面诘责王锡爵，大吵一架。其时有个庶吉士——会试礼部一榜、殿试午门一榜，此即所谓“两榜进士”。进士中一大部分内用部曹，外用州县；一小部分朱笔亲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表示才堪大用，责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艳称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书王锡爵的庶吉士名叫李腾芳，字子实，湖南湘潭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上书宰相，不必如后世在信封上写上“亲钧启”的字样，重重转递；亦不必顾虑不达宰相，或虽达而不得复，或得复而以“奉交下”字样开头，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他是赴朝房当面向王锡爵投书，王锡爵当场开读。
  读不到数行，王锡爵就拉着李腾芳的衣服说：“大家都骂我，都未得事实真相，而我无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说的这番话，我受教。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王锡爵如此动容，因为李腾芳说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论列，亦确是读书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论：
  闻古贤豪将与立权谋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则不难晦其迹于一时，而终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事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坏公事、隳公功，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之忧，亦公子孙之祸也。
  “贤豪与立权谋”这一段话，是绝好的史论。古来忠臣，相度事机，非屈身降志、“晦一时之迹”不足以斡旋大局时，常不计个人荣辱祸福，毅然自任，如我在《华阳教主》中所记，立宋高宗的吕好问，即为一例。但终得以“皎然于天下”，实非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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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痛悔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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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王锡爵痛悔失算
  历来储位为国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争，但所争所言，必须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见共闻；一涉隐秘，便有操纵的嫌疑，最易获罪于嗣君，亦最易为政敌资为口实。这就是王锡爵所犯的错误。
  所谓“巧借王封，转作册立”，诚然是王锡爵的苦心，但外间并不明了。推断将来大位的继承，不归于皇长子即归于皇三子。如果归于皇长子，则依传统，他原该被册立为太子，王锡爵身居宰辅，不能力争，他是不会见他的情的；如果属于皇三子，那就更坏，因为王锡爵的密疏实在是曲护皇长子，基本立场正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总而言之，王锡爵这个做法，将来会弄得两面不讨好。
  当然，王锡爵也想过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够透彻，他以为皇长子将来被立为太子，继统即位，自然会看到他手书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腾芳点醒他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乎?”这就是说，即使皇长子继统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击，说他建议“并封”的用意在拥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锡爵当时不能为他力争，便未见得肯为他出示这些密疏，解释他的苦心。换句话说，王锡爵这个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证据，扼在别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则追论前罪，足以祸及子孙。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