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建文时，侍书吴王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具”者具体，伪书为欲求信于读者，常写得特别详细，两书都说当建文帝得报金川门失守时，长叹想自杀，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亡。”又有个太监王钺说：“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说是‘遇到大难时才可打开’。这箱子收藏在奉先殿。”
  群臣一听这话，都说快把箱子取来。等抬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一脚把它踩破，里面有“和尚的身份证”度牒三张，上面的名字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一应俱全，另外还有白金十锭。箱子里面用朱笔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当箱子刚抬来时，“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等箱子打开，建文帝才知道他祖父要他做和尚，便说：“数也。”就在这最初的一段叙述中，便有两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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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出亡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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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建文帝出亡传闻
  第一，既然这个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异常坚固，何以程济一脚便能踩碎?第二，太祖既有这样的遗命，自然也有妥当的安排，当箱子抬来后，理应先打开看个究竟再作定夺，何以箱子未开，建文帝即命举火，而马皇后亦遽尔自焚?凡此都是情理不通的地方。
  以下所叙述的还有漏洞。照书中所记，当时由程济为建文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意随亡，这样，“应文”、“应能”都有了，另有一个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于是相继改装。其时殿中有五六十人之多，多愿保护天子出亡。建文帝认为人多反而引人注目，易生不测。大家一听这话也不错，纷纷痛哭而去。
  随建文帝出亡的，一说九人，一说八十人，依照朱笔遗命，从“鬼门”而出；门外河边停着一条船，船上有个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接驾。见了建文帝，伏地叩头，口称“万岁”，说是太祖托梦，命他在此等候，一起上了船到太平门登岸，在神乐观暂住。不久“应能”、“应贤”他们也都到了，出亡的一共是二十二个人。
  上述的说法，如“托梦”云云，一望而知是胡说。但建文帝做过和尚，在西南一带有其行迹，实无可疑；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最后胡也见到了建文帝，《明史·胡传》说他在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二十一年还朝，其时成祖亲征在外，于是“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寐，闻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至是疑始释”。孟心史先生就此下断语：“还朝必驰赴宣府行在，为有确讯可报也。帝已寐而急起召入，为知此来必有所报，而不能复稍延也。所云‘至是疑始释’，必已得建文之确实表示，不与争国，而后心乃安也。……观入对至漏下四鼓乃出，则其语必甚曲折，非得建文帝有若何死亡之讯一言而讫者可比；殆必曲传建文甘心让国之意，能使猜忌之文皇亦听而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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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突然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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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老和尚突然自首
  孟心史先生的话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于此我们看出，明初百姓的故主之思是如何强烈，以及这一份民心对成祖的威胁是如何严重。因为有那么强烈的故主之思，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事实上胡虽是秘密查访，而各省地方大吏，必已奉到密旨，对于胡的任务应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就等于动员了全国性的官方力量，大搜在外形上有特征、易于辨识的建文帝，亘二十年之久，始得一面，其间随处得到百姓的掩护的情形，可想而知。受传统伦理观念支配的百姓，特别是农民，内心深处都有单纯而强烈的正义感，厌恶以诡谲手段篡窃政权的任何人，如果不是一方面建文帝出亡以后无所作为，一方面成祖的施政粲然可观，则明朝的帝系，是否能由燕府一系保持，大成疑问。
  关于胡的任务以及宣府复命以后成祖始“听而自安”，这要后世方始明了，在当时是不可能为民间所知的。以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宗正统六年，有个老和尚突然去见广西思恩州知州，大声说道：“我就是建文帝。”州官大惊，面报藩司，飞章入奏，把这个自称为建文帝的老和尚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十二个人，解送到京，命御史审问。
  这位“建文帝”自称年已九十余，死后想归葬在孝陵旁边，所以自首。御史问他，建文帝生在洪武十年，应该只有六十四岁，怎么说是九十余?于是审出实情，这个和尚名叫杨应祥，自然论死下狱。而另有一说，当时曾由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认真相。“建文帝”问道：“你不是吴亮吗?”吴亮不承认，于是“建文帝”又说：“我记得有一次御便殿进膳，是你‘尚食’，我正吃子鹅，丢了一片在地上，说赏你吃；你手上拿着酒壶，跪在地上，学狗的样子，把那片子鹅舐了吃掉了。你难道不记得这件事?”吴亮一听这话，伏地大哭；建文帝左脚趾上有黑痣，吴亮求证以后，捧着“建文帝”的脚又哭。但复旨既不能说真，又不忍说假，左右为难，只好上吊自杀。而“建文帝”则终被“迎入西内”。
  这个说法，被谷应泰收入《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相当生动，而实为不经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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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修《明史》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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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清修《明史》的争议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牧斋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胡和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成祖有那么仁厚吗?当然不!不过钱牧斋是明朝的臣子，不如此调停其间，又如何说法?其人虽晚节有亏，在这些上面，不失史实之真，不暴君父之恶，立言得体，应该要佩服他。
  谁知这已有定论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时，忽起争论。因为康熙初年有“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绝无仅有只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季野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季野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于是而成为对万的厚诬。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按：成祖名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此亦是研究明史所不能不知的一番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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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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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万历搜秘一、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明朝的帝系有两次改变，第一次是由建文帝转入成祖，第二次是由武宗转入世宗。武宗就是民间熟知的正德皇帝，是个法鲁克型的顽童，身死无子，由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兴献王的世子入承大统，是为世宗。兴献王为宪宗第四子，武宗的父亲孝宗为宪宗第三子，所以武宗与世宗是共祖的嫡堂兄弟。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此君性情严刻，私心甚重，十五岁继位，首先就为他自己和他父亲争名分，演成“大礼议”一重绝大的纠纷，为明朝党争之始。中年以后好道，数十年不朝，在宫内建坛设醮，祈求长生，平日又服方士药，慢性中毒而死。
  世宗传位穆宗，在位六年；太子即位，是为神宗，年号“万历”。神宗是穆宗的第三子，名翊钧，即位时十岁，受顾命的张居正当国，为明朝第一权臣。
  神宗幼时，因为“慈圣”与“张先生”督教过于严厉，反感甚深，对他一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