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这是建文帝出家遁去，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成祖为绝天下人怀念故主之心，明知建文帝未死，而故意说他阖宫自焚；这样就不能承认建文帝做了和尚，自然也不能课溥洽以私助建文帝出亡的罪名，因而“以他事”收捕溥洽下狱。同时，在暗中大搜建文帝的行踪，受命担任此任务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给事中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太监”郑和。
  胡是常州人，他与成祖并没有特殊的关系，而能被选中担负此极端秘密艰难的任务，可能因为他的“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的性格，最宜于做私访的工作。《明史本传》：
  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到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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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赴海外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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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郑和赴海外查访
  胡这一次远行，目标在两湖江浙一带，显然是因为得到情报，建文帝遁迹在这一带的佛寺之故。他化装成一个性好寻幽探胜的书生，每遇名刹古寺、大小庙宇，总要做整日的盘桓，与僧众闲谈论佛法，借以查访踪迹，这样又是好几年。
  另外往海外寻访的三宝太监郑和，在海外还要久。郑和的事迹，昭著于国史，艳传于人口。明朝太监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明朝亡于宦官阉党，于此，附带谈一谈明初的太监。
  明太祖定天下以后，开国规模，尽惩前代之失。宦官之祸，自汉十常侍以来，史不绝书。太祖对此特持戒心，最初在宫内供奔走的，不到一百人；到末年颁祖训，定为“十二监”，计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以司礼监地位最高，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则等于皇帝个人的“特别助理”，后世僭窃政柄的大珰，都以此职衔与内阁抗衡、交结，乃至指挥。而在太祖年间，定制宦官不得兼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每月给米一石，衣食都取给于内廷。太祖还镌刻了一块铁牌，置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到了建文朝，秉承先帝遗意，对宦官的裁抑，尤为严厉，曾有诏旨，太监奉旨赴各地公差，如有不法情事，准许地方官锁拿解送至京。
  宦官的用事，起于成祖。最初，成祖利用京里的太监刺探消息，尤其在将渡江时，许多太监逃入燕军，对宫中情形、朝廷虚实，全部泄露，成祖颇为得力，因而一改前朝法度，开了重用太监的恶例。
  在永乐初年，成祖即用太监办“外交”，遣内官监李兴奉敕宣慰暹罗国王；永乐三年命郑和通使西洋。郑和是云南人，很早就在成祖身边，即使精明强干，但通使外国，又何致遣派阉人?可知通使其名，另有目的。
  当时的传说，建文帝做了和尚，遁往西南，可能由云南出境，转往南洋，郑和的使命，即是到海外去查访建文帝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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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神秘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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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许多神秘传说
  郑和前后出使七次，历时三十年，所经南洋三十余国。但是，他的任务到后来显然变质了，由访建文帝的行踪转变为外交工作。因此关于“建文帝之谜”，郑和这部分的情形，可以不谈。
  建文帝做了和尚，或者说扮做和尚出亡，事无可疑。所成为谜者，是他离京时的情况，以及此后数十年的行踪。有明一代，不断有人想探索这个谜，甚至强作解人来解答这个谜。到了清初修《明史》时，因为“朱三太子”一案，于“靖难”史实有所顾忌，湮灭了若干真相，使得本来就不甚易解的谜，越发难解。但以史学的眼光来看，由这个谜带来的两个问题才是最值得去探索的：第一，成祖取得皇位以后，大局很快地就稳定了，何以对做了和尚的建文帝耿耿于怀至二十年之久?第二，建文帝生来颅骨偏歪，此是极易辨认的一个特征，何以成祖暗中搜索至二十年之久，未得确实结果?这两个问题，似乎历来研究明史的专家，都未曾并在一起研究过，值得重新加以体认。
  建文帝之谜难解，原因之一是不仅为建文一个人的问题。当燕师入京之日，朝官不愿投降的，多在当天夜里从城上用绳子吊到城外，一夕之间遁去者四十余人，其中有的列名于成祖的“奸臣榜”中，被抓了回去，有的从此不知所终。而随建文帝出亡的，据说亦有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的下落无人知道。怀念忠义，兼以好奇，于是有许多神秘的传说自明初流行到明末。这些传说，有一部分被收入《明史》，如“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细察传说的内容，实为寓言，如：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明史》一百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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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锅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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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补锅匠”的故事
  “葛衣”是夏服，燕师入京在六月十三，这表示他是从京城里逃出来的；“破缕缕不肯弃”，正以此葛衣为一极惨痛的纪念品，终身不可忘。“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表示建文旧臣虽成新贵，但对故人仍加维护，显得并不如何效忠于成祖。“西北风起，火我”，是希望魂归东南，而“勿埋我骨”，则信有骸骨还乡之日。这则寓言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民意”。
  “补锅匠”的故事是如此：
    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此当有其事，但并看不出与出亡后的建文帝有何关系。此外，有隐于佛寺的、有隐于江湖为医卜星相的、亦有入山唯恐不深的。这些建文孤忠，为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先例，清兵入关，朱明遗臣耻事新朝的，大多亦如此归隐。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制造”传说了。这两本书，一本叫做《从亡随笔》，一本叫做《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在谈这两本书之前，先要介绍一位“传奇人物”，这个人叫程济，《明史》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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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身录》如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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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致身录》如斯云云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已证明为虚构，因为“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靖难”师起，朝廷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东昌大捷”。既无所谓“徐州之捷”，则又何来所谓“树碑纪功”?但这个传说能够被采入正史，可知流传甚广，照它的内容来研究，编造此神乎其神的故事的人，虽昧于史事，却知乎“道术”，看上去是个相信“先天数”的人。
  相信“先天数”的人，照现代的术语来讲，即是个“宿命论者”，他们相信凡事皆由天定，一物之微，成毁亦早经注定，非人力所可抗衡，能预知后果，则知所趋避。而照传记所述，程济应亦为此道中人，他能预知燕王必得天下，必定要“按碑行诛”以为报复，所以“一夜往祭”。而他本人则适以“椎碑”椎去了名字，得以幸免。
  于是好事之徒，或者说“有心人”，编造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即以程济为主要配角，说他是为建文帝祝发之人，并托名撰写《从亡随笔》。程济有无此随笔，固为疑问，但后出而与《从亡随笔》大同小异的《致身录》，则已可证明其为伪书。《明史》一百四十三：
  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