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君主为获得生存攸关的赋税岁入不得不放弃的是什么，就是说决定君主对其“选民’’的议价实力的是什么。上述论点提出三个基本考虑：（1）选民从国家接替民间自愿团体对所有权的保护中所得到的增益；（2）竞争者的势均力敌则能提供同样的服务；（3）经济结构决定了王室的不同征税方式的收益成本。
  第五节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中心论题上来。上述变量组合并不保证任何出现的国家都会建立一套用以鼓励长期经济增长的所有权。在这一时代最大的增益是在鼓励交易部门中获得的。不过政府的财政需要永远是首要的，而且一个君主即使有的话，只怕也很少靠算计几年后的改革和岁入的结果来过奢华的生活。生存是当务之急，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国家收入现值最大化，毫不奇怪，往往导致所有权结构实际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一种不同的要素组合则可能（也许是偶尔地）导致更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所有权的确立。
  在这后一节我们将考察西欧经济的不同成就（在可利用的资料的限制下），而后利用以上发展了的框架追溯一下两组不同的所有权的出现，一组导致尼德兰和英国持久的增长，另一组导致法国的相对延缓及西班牙的停滞和衰退。 
 
 
 第九章 近代初期 
 
  一五OO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历史学派的性质可以部分说明对这两个重要世纪的许多重大现象不作连贯一致的解释多么可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都不免如时尚所趋：蔑视概括，宁可高度专注于一时一地。因而几乎没有职业学者试图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欧洲这么大的题目进行系统而广泛的考察。
  对这后一点兴许也对前几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的可能要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了，但他们在历史理论遇到了这两个世纪的难题。按照他们的原理，封建主义由资本主义替代。问题是西欧封建主义到一五OO年已经灭亡了，资本主义如现今所知则尚未诞生，而产业革命完全是未来两个半世纪的事情。这样为了填补这一时间空白，“新兴的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便被发明出来，作为一个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动力学一致的经济组织阶段――十六世纪为扩张期、十七世纪为危机（收缩）期――它导致了资本主义和产业革命。我们的解释便不存在这种断裂的问题。十五世纪―个新的马尔萨斯周期便已开始了。人口的新增长弥补了十四世纪的损失，直到最后再次遇到报酬递减。十三世纪许多经济因素明显重演于十六世纪而十四世纪的某些问题也在十七世纪再现。不过，这一时期毕竟发生了―种新的现象：虽然十六世纪欧洲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随后出现的“危机”――可以预料是同样普遍的一一其实在地域上则是参差不―的。有些地区和国家证明是能够调整适应的，甚至能够继续保持外延性和内涵性增长；而有些地区和国家则重蹈十四世纪普遍萎缩的覆辙并衰落下去。
  十七世纪末叶已显示荷兰和英国为优胜者，法国为失败者，而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则为明显的失败者。历史上首次有些地区和国家能够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而有些国家则失败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重要的差异呢?
  第一节
  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西欧经济在这两个世纪总的经济运行状况。欧洲人口何时开始从十四世纪马尔萨斯抑制中恢复不得而知；英国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恢复期为一四六O年至一四八O年间。不过十六世纪欧洲各地人口都在增长，这一点是明显的。
  在那之前西欧人口已经超过了黑死病前已达到的水平，虽然其发生的准确时间被两个原始统计时期留下的少量资料搞得模糊不堪。试图对欧洲整个人口作出估计的历史学家一般同意到一六OO年人口已恢复到一三OO年的水平，虽然如表9．1所示，其中一个资料来源把这看作是一五五O年前发生的，而另一个资料来源也把这看作在一五五O年前后。
  表9．1欧洲一三OO年至一六OO年的人口（以百万为单位）
  ―般舆论认为整个西欧在十六世纪经历了人口统计上的持续扩张，尽管没有可靠的统计依据，但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结论再次担保说：
  虽然单个数字可以怀疑，但十六世纪文献来源扼要反映的总图景，就其轮廓而言是完全清楚的：无论是统计的还是其它的资料，都指明欧洲人口出现了明显的长期增长。（卡尔?赫勒尼尔《从黑死病到生命革命前夕欧洲的人口》，《剑桥经济史》，第四卷，第22―23页。）
  十六世纪没有瘟疫也许是对这一现象的部分解释。饥荒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与下个世纪的饥荒相比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战争普遍，十六世纪只有二十五年欧洲的某些地区没有大规模冲突。然而似乎到处都人丁兴旺。
  随着总人口规模的扩大，住在城市里的欧洲人的数目也增多了。在这个世纪，西欧的大城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的发展。不过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比例实际是否扩大了大可怀疑。实际上在整个这一世纪它倒更可能下降了。大城市地盘的扩大是以牺牲上个世纪小集镇为代价的。
  总人口增长是整个十六世纪的特点，而十七世纪则相反。对西欧来说，十七世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充斥的一个可怖的时代，每一种灾变都造成了伤亡。不过，与十四世纪的抑制不同，十七世纪死神是以不同的惩罚和不同的结局降临西欧各国的。有些国家在灾变前毫无抗御力，有些国家则能够消灾祛难。
  德国、西班牙辖属的低地国家、西班牙也许还有葡萄牙在十七世纪减少了人口。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使德国田园荒芜，随后痢疾、斑疹伤寒、天花、鼠疫和饥荒流行。对人口下降的估计（断定几乎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也许有些夸大）似乎表明德国的损失超过了其它任何国家。
  西班牙也许还有葡萄牙，由于饥荒和鼠疫也使人口锐减，据估计，西班牙在一六OO年至一七OO年间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西班牙辖属的尼德兰为这个世纪战争不已的欧洲各国提供了特别中意的战场，结果例如布拉邦特到这个世纪末人口仅比一五二六年稍多一点。其它西属尼德兰地区遭遇可能也这样糟。有意义的是减少的大部分人口发生在乡村；市区受到的影响不大，事实上根特的人数还增加了，列日也是如此。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人口惊人的减少相反，安特卫普继续稳定增长。
  除了损失明显的那些国家外，其它许多国家在这期间最好也不过处于停滞状态，意大利和法国是其中最显著者。马尔萨斯所说的饥荒和鼠疫的抑制再次作出了反应。意大利像西属尼德兰一样是一个战乱频繁之地；那里的饥荒已经司空见惯；另外，一六三O年至一六三一年和一六五六年至―六五七年的鼠疫使田园荒芜，以致一七OO年意大利的人口并不多于它在一六OO年时的人口。
  十七世纪法国人口也饱受了饥荒和鼠疫之苦。一六二八年至一六三八年、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五年、一六七四年至一六七五年和一六七九年饥荒和鼠疫并发，而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四年则发生了被称作“大”饥荒的严重灾情。此外国家还失去了十七万五千个因宗教原因而逃亡的新教徒。在十七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在这期间人口可能有所增长――之后，法国人口趋势似乎一直在下降，直到这个世纪末叶可能也没有超过它在这个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水平。
  当法国和意大利停滞时，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实际上在经历一场人口扩张。与西班牙统治下的低地国家不同，联合的尼德兰各省在抵抗人类入侵者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虽则他们的防卫在鼠疫的侵袭面前失败了，一六二三年至一六二五年、一六三五年至一六三七年、一六五四年至一六五五年和一六六三年至一六六四年瘟疫侵袭了那些地区。另外，为抵抗法国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特别在一六七二年）也给一些地区造成了破坏。不过很快就恢复了，一般认为联合各省的人口在这个世纪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一增长部分归因于正自然增长率，部分也归因于对外来移民采取的友好立场。如荷兰为外国人敞开了大门，不仅对同样信仰的新教徒，而且对伊比利亚的犹太人都奉行来者不拒的方针。城市化发展得更快，以致荷兰（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几个省）早在一六二二年其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便已成为城镇居民。荷兰的城市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繁荣发展的。
  英国是十七世纪人口获得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尽管它也遭到了诸如一六O三年、一六二五年、一六三六年至一六三七年和一六六五年年袭扰伦敦的历次鼠疫的侵袭。但就其总的影响而言，不如意大利那两场时疫为害严重，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到一七OO年无疑多于一六OO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