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一四五三年，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法国人在大炮四周围以壕沟，用以抵御英国的弓箭手和长矛手。法国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一成功标志着弓箭的优势已经终结。像弓箭一样，长矛同样改变了这两个世纪的作战手段。如果英国的弓箭手曾使法国一筹莫展，瑞士的长矛手以受过训练的队列则在整个西欧的近战中颇占优势，削弱了中世纪装甲骑士的威力。 
  在火药的基础上对武器应用的改进是缓慢的，但土耳其人成功地突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一四五三年）表明老式的围以墙垣的城市已经过时无用。到十五世纪末，火炮和（还不大成功的）手枪使军事技术发生了改变。
  货币经济的兴起不仅鼓励了有专长的人的发展――热那亚的大弩手、英国的弓箭手、瑞士和德国的长矛手――而且使专业化的雇佣武装力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营生。在中古后期，尽管这种武装力量在战斗中极有威力，但其费用昂贵本身也富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对敌人和对雇主是同样的。当雇佣者不再受雇或经常得不到薪饷时，他们便会四处抄掠。马基雅维里慨叹他们的职业，但坚持说没有他们专制君主将一事无成。另一种方案是常备军。常备军虽有优点但费用仍很昂贵，因为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要付给薪饷。不过渐渐地常备军在几个世纪里取代了雇佣军。法国的查理七世于一四四五年发布了贡巴涅敕令（companies d’ ordonnance）终了建立了―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每人自备武器，月薪为十土尔内利弗尔，其“随从”每人月薪为四或五土尔内利弗尔。
  总之，两个世纪显示了战争的变化并带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即幸存者为迅速将一支现代军队投入战场所必需的财政资源超过了传统的封建男爵领地所能得到的岁入。结果，这个时代充斥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骚乱、兼并、恐怖、凶杀、内外纷争和勾心斗角。简短的报道不能解释更不用说描述百年战争、红白玫瑰战争中施展的种种计谋或法国查理七世包括其子路易十一的内部纷争了。路易十一在他自己的封建男爵、有权势的勃艮第公爵之间施展了恩威并施、翻云覆雨的伎俩直到最后获胜，这一切都不是几句话所能尽述的。这些扰攘骚乱在德意志各城邦、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各城邦中也各不相同。不过结局是完全清楚的。无论是通过联姻、收买、叛卖、玩弄阴谋还是军事征服，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民族国家终于代替了封建男爵领地而成为专制权力的中心。不过就每个君主对其臣民的控制而言，国与国却大不相同。
  由于百年战争爆发，法国极需采取应急的办法来解决十四世纪的财政问题。由于英国侵入这个现实，加之不易对出口贸易征税，查理五世于一三七O年成功地征课了一种人头税，由没有贵族身分的那些人缴付（教士也可免缴），加上销售税（Aides）和食盐专卖（Gabelle）一道构成法国岁入的新来源――起初都被认为是额外的。到查理七世统治中期，它们已成为固定税，并超出传统的“封建”岁入的三十三倍。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中期查理七世治下，人头税带来的岁入已从一百二十万土尔内利弗尔增长到一四八一年的四百六十万土尔内利弗尔。法国与英国不同，国家的和地区的代议机构放弃了对人头税的控制。（在下面第十章我们将详细讨论法国财政政策的历史。）贵族和教士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就个人而言已被免除了征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税收方面享有了既得利益。他们掌管所在地的征税，往往被允许自己保留一部分；否则他们便会向王权索取津贴，以充作税金补偿。三级会议丧失征税权其后果是严重的。法国代议机构实际已经衰弱了，到路易十―统治终结时，它们对国王的活动在政治上已经不具有约束力。“专制统治者”一词常常用于法国的国王，不过，这种用法是错误的，因为―个统治者必须始终考虑外部征服或其臣民反叛的可能性。法国君主已达到的自由程度显然也不同于他的英国竞争者。这些差异对两个国家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英国也像法国―样，传统的封建岁入所得乃是国家总岁入中的―个下降的部分。世俗的津贴和教会的津贴（实际是―种财产税）要分别经国会和宗教会议的同意。不过，英国的对外贸易为业已强大的王权提供了大宗岁入。对进口的酒、一般商品和羊毛织品的征税是收入的来源。而在十三世纪，主要来源则为羊毛贸易，羊毛税成为王权增加岁入的主要途径。到十五世纪下半叶，仅这―项关税―年便可收入三万镑。
  参与羊毛贸易的三个集团（出口商、羊毛生产者在国会的代表，王权）达成协议的真相已由艾琳?鲍威尔作了精湛的说明。[艾琳?鲍威尔：《英国中世纪史的羊毛贸易》（克拉伦登出版公司，―九四―年）]按这一协议，大宗羊毛批发商获得了对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在加来的一处仓库，国会获得了规定课税的权力，王权则获得了岁入。与法国不同，税负由拥有某种政治权利的两个集团即地主和商人来承担。在英国从大宪章时代起，我们便看到王权不得不用特权来换取岁入。整个过程确如斯塔布斯所描述：
  国会实际上是用货币购买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对其立法、调查弊端和分享国家政策指导权力的承认；虽然爱德华一世已有一个正确的国家统一理论，而爱德华三世与其说运用了政治远见，不如说在激励下寻求对他自己规划的国家的默认。有理由认为虽然英国人民为捍卫自由流血从不退缩，但他们在不同时期成功地用来约束王权的大部分限制权却是用货币购买的；任何党派都不把按约定报酬授予和接受权利看作是羞耻之事。亨利三世于一二二五年批准特许状含有对事实的直截了当的承认，“为了这一让步，为了能享有这些自由权和森林特许权，大主教、主教、大小修道院的院长、伯爵、男爵、骑士、自由民和王国的所有人 都从他们全部的动产中拿出十五分之一转让给我们。”
  制定全国自由活动特许权实际上跟制定一个特许城市的特许权恰恰相似。一二九七年爱德华一世同样坦率地承认他已制定了价格来延续其父的特许。一三O一年在林肯郡，男爵代表整个共同体向国王呈请，如果他们的要求获准，他们会增加赠与，从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不等；一三一O年他们向爱德华二世呈请他们按二十分之一的赠与来购买对拘押和其它苦楚的免除；一三三九年国王为了使公众得到自由，告知他们说，“己授权大臣将某些权利转让给一般国民”（as grantz et petitz de lo．commune）；对此他们在下一次会议上作了答复，如果他们的条件达不到，便肯定不会给予帮助。根据一三四O年及稍后一些年的法令，在那些年通过货币让予使条件得以实观，表明这种思想已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它提供了对理论上不易解释的那些难题的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国王拥有作为其人民的领主的权利，人民则有作为国王赋予的自由民和三个等级的权利；每种权利的确定在理论上最为困难，而一旦它简化为一种买卖合同问题时，在实践中便很容易了。[威廉?斯塔布斯：《英国宪法史》（克拉伦登出版公司，一八九六年），第二卷，第599―601页。]
  在尼德兰，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细节过于复杂，在这里无法细述。在那些四分五裂的年代里，在低地国家，封建的和国家的利益间的冲突由于在基本上自治的各个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贵族（有教养的人，贵族）之间的内讧而变得颇为复杂。此外低地国家羊毛织品和金属制品的大宗出口贸易也使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天赐的宝地。当勃艮第人得到这个地区时，他们通过鼓励商业贸易来增加其财政岁入。在美男子菲利普统治下，安特卫普成了欧洲大的商业中心。他于一四三三年统一了币制。因城市行会限制而萎缩的织布业，被鼓励向乡间的自由环境转移。航运业和渔业的繁荣，像织布业一样是以忍受汉萨同业行会的压迫为代价的。不过在政治结构中还是可以发现长期有效的所有权的含义的。下面简要地对勃艮第人的制度作一番叙述：
  公爵创建了一套相当于联邦的中央制度。政务会由各省代表组成，渐渐对地主机构以外的一切事务施行权威。其司法部分于一四七三年成为马利涅斯议会，最高上诉法院。一四七一年依照康佩基尼法令建立了一支常备军。最重要的是美男子菲利普召集的三级会议，它由地方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税金要经地方会议同意才能征收，这样三级会议事实上是地方会议的代表大会。新的联邦君主制仍为有限的，虽则其公爵具有专制主义的趋势是那个世纪的一个共同特征。简言之，由于单个企业享有自由，内部的安宁和公正得到维持，资金可以在幅员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得到供给，尼德兰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的缓慢曲折的演进。[《剑桥中世纪简史》（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卷，第1044―1045页。]
  西班牙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具有现今人们熟悉的内部动乱和对外侵略的那种范式的特点。在西班牙，摩尔人所建立的各个国家使上述情形更为加剧，摩尔人的国家直到一四九二年收复格拉那达才最后被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