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假定整个一三七五年价格指数的激烈波动反映一种真实的价格上涨，此后开始缓慢的价格下跌，并持续到其它时期，对这一价格下跌所作的一种解释认为，它与硬币从北欧外流到南欧最后到假想中的东欧有关。如果属实，那么货币供给的持续下降便说明了物价下跌的原因。无论如何，现存的资料还不足以推翻这一解释。
  不过，人口下降足以解释贸易和相对要素价格的重要变化。工资相对于地租的上升是由于边远劣等土地被抛弃而引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由于人口下降，劳动力变得短缺，从而在与地主、商人和制造业主议价时赢得了较高价格。
  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为大量的新土地中只有优良的土地得以耕作，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仍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由于制造业不用土地所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比之以往相对较高，加之由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变，因而制造业的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上升了。
  因为劳动生产率总的说已经上升了，并且只要人口下降便―直上升，故而劳动的实际工资提高了。于是严重依赖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们，其境遇便得到了改善。一般而言，那些严重依赖地租为生的人的生活状况则明显恶化。农民的命运（仅就人口下降的影响考虑）在其领主的命运恶化的同时可能有所改善。
  根据以上所用的内涵性一般均衡模型，在中古后期人均收入显然增长了，这一增长伴随着收入在封建阶级之间重大的再分配。这种解释也许过于简单划一，虽然其本身显然是简明的。为了不使这一评价显得过于乐观，并使之与这一时期总衰退的观点协调一致，有必要考虑以上解释所忽略的某些因素。
  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口下降时间拖得这么长。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人口下降，需要一种比简单的马尔萨斯再调整更为复杂的解释。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假定一旦人口开始下降到足以引致人均产量增长时，人口便会停止下降或开始再次上升。
  事实上，解释是稍微复杂了一些。从十世纪迄止十三世纪的早期扩张，到这个阶段结束时，已经使人口增殖到极容易受饥荒和瘟疫影响的程度。瘟疫一旦在西欧人口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它长时间的流行引起了连绵不断的鼠疫蔓延。这些瘟疫的接连发生，在相对人口过多的后果消失后长期阻止了人口的恢复。显然中世纪的民众直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才能克服鼠疫，重新开始增长。
  这个时期无休止的军事政治斗争助长了饥荒和瘟疫。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农民叛乱，这一时期在城市化的低地国家里也发生了工人暴动。继这些革命之后出现的镇压，在饥荒和瘟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又增加了革命的损失和对肉体的戕害。
  那个时代看来从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可能较高中受益的居民也为未来高度的不确定而忧虑。新税收要缴纳；财产随时可能因盗窃、破坏或没收而丧失；甚至连自身性命也常常有可能被断送。未来的不确定肯定降低了提高生活标准的可能性。因此较高的农业生产率所固有的潜在增益在中古后期是否由大众实现了，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人口下降再加上战争、无偿征用、劫夺和革命缩减了贸易量，结果刺激了一种导向地方自给自足的趋势。专业化下降和分工缩小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肯定阻止着生活标准的上升。这一变化与利用市场使交易费用增长具有同一意义，这一变化增强了独立团体依靠政府强权组织经济活动的刺激。试图借助于政府而不是寻求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垄断贸易和制造业相对说来更有利可图。在这期间民间团体日益与政府联合起来，创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所有制度都使中世纪经济的效率降低了。这与前一世纪的发展大相径庭，前一个世纪的制度创新着意于获得生产率增益。
  第三节
  人口大幅度和长时间的下降引起了三个参数的变化，可以用它们来解释当时制度协定和所有权的令人瞩目变化。这些变化为：（1）由于地租相对于劳动价值的下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岁入也相应下降；（2）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水平相对提高；（3）利用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费用（交易费用）上升。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古后期制度和所有权的性质。
  这些经济条件的变化要求庄园契约协定加以调整。人口下降使―许多农民和地主的地产至少部分闲置起来。领主起初力图强迫其现存的承租人按老的习惯条件来利用闲置土地，并抗拒诸如劳动法令一类要求增加实际工资以与新经济条件保持一致的各种法律；这些企图很快便落空了。农民的逃亡、领主间急于吸引佃户的竞争以及农奴拒不服从秩序挫败了这些企图。
  在西欧，保留佃户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地租和放宽依附义务。后一个目标导致租借期限延长的创新，这一延长的租期很快成为终身性的，按这种租契，劳动义务与固定地租合同中的习惯租金合而为一。前几个世纪的物价上涨使常规的习惯固定租的实际值大幅度下降，结果提供了―个与地租的现行实际值非常近似的值，并使相互协议容易达成。终身租约只能在佃户亡故时才能再协商――这是领主现今为获得佃户而甘愿付给的价格。佃户实际上获得了土地的终身用益权，以同意向领主提供固定给付作为回报，而领主则仍提供庄园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终身租约已证明领主签约将土地只让与一代承租人是他为保留其习惯权利而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但是由于天灾频仍不容许人口几代都增长，这些协议本身具有习惯的约束力，最后承租人便按照惯例获得了继承权。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这种协议逐渐被视为与登录不动产保有权法具有相同的效力，并只属于当时以定额货币给付或免役租作抵押的那种惯例性的不动产债权。十六世纪价格水平持续上升，到一六OO年已使劳役变成一种单纯的正规给付。这样庄园经济便面临了死亡：劳役现在已经不可逆转地由货币地租代替了；土地现在由自由承租人和（或）由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来耕种，在寻找好职业上他们是自由的。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第二项主要的制度变革是，出现了同城市国家竞争并最终使之黯然失色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封建男爵、地方公国和小王国――这些都是中古盛世的标志――被合并为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我们在前几章已看到，这一过程可能是货币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最有的影响的参数变化是因地租下降而引起的封建税收减少和政府存在所必需的支出水平的相对上升。前者直接归因于人口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对边远土地的抛弃。后者部分由于劳动工资的上升――即军队费用大幅度上升，部分由于军事技术的变化――要有效利用便需要有―支训练有素、协调―致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伙武装骑士的临时凑集。
  这样，当国王和男爵发现必须增加他们用于军事编制的支出时，他们也发现传统来源为他们带来的岁入在大幅度下降。这些变化决定了，与以往相比军事单位总的说来减少了，而每个单位的规模则扩大了，因而要求缩减政府单位的数目，这一过程是由联合、吞并和征服来完成的。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这一过程很容易证明是对社会的分裂，尽管民族国家的合并和兴起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个地区政府联合的过程则受当地条件的影响，因而有地区的差异。
  增加国家岁入的潜在手段之―是扩大国家影响和控制的地理区域。征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明显手段，其结果酿成两个世纪的战争。这样的方式当然是一种一方受益而另―方受损的较量，一国有所得，另一国必有所失。新兴国家间的和平永远是脆弱的，最好也不过是不确定和不稳固的。另―种途径是在现有的名义的权限范围内实行国家权力联合。这一阶段的几次阶级战争――英国、德国、西班牙的农民叛乱和法国的扎克雷叛乱―一令人信服地证明军队而非骑士是保持国内安宁所必需的。常备军使男爵的地位相对于国王遭到了削弱。最后，通过联姻的吞并总是伴随着阴谋诡计，乃至暗杀，这是一个国家扩大控制的一种可能手段。
  增加新兴民族国家如此极需的收入的另一个途径是寻找新的岁入来源。新税收、借债和特权所得都是可用以获得所需货币的办法。研究这些新办法对这―时期制度和所有权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已在上面提出独立军事单位数目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完成这一缩减的办法则有多种。我们将在下面简要地考察某些历史变化，但首先应概述一下战争艺术的发展。  ―三O二年的库尔特累战役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序幕，在这场战斗中，法国精锐的重甲骑士遭到佛莱芒长矛方阵的残杀。它预示了重骑兵称雄的时代的结束。百年战争时期特别在克勒西（一三四五年）、普瓦提埃（一三五六年）和阿金库尔（一四一五年）诸战中英国人的大弓箭的优势使法国人陷入绝望，法国人发现在野战中竟没有可以有效对付的办法。法国人最后求助于伯特兰特的格瑟林制定的骚扰战术和圣女贞德提供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