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在卡斯提尔统治西班牙以前，显然有多种形式的政治结构， 但值得注意的是加泰罗尼亚议会与英国国会相似，对王室财力施加了影响并在整个时期保留了某种财政自主权。尽管西班牙发展的主要历史与卡斯提尔有关，但应指出加泰尼亚在经济上的发展远远大于西班牙的其它部分。加泰罗尼亚议会在十三世纪时已有某种影响，贵族 被免除了主要的土地税，因而能分享岁入。早期的税收如销售税（a1cabala）和营业税（sisa）是对地方上层征收的。不过羊主团的岁入仍是王室财政岁入的主要的和增长得最快的源泉。
  土地仍丰裕时，羊毛业便发展了，而且夏季在高地冬季在低地的放牧已成为定式。地方牧羊人同业行会称羊主团，在一七二三年由阿方索将各羊主团合并成一个行会，称作卡斯提尔荣誉羊主团大会。
  国王在财政上的困境是动机之一；国王认识到对牲畜征税比对人征税容易得多，因而便将羊主团合并成可为君主制度提供可观款项的一个组织。牧羊主用这些税金作为交换，从阿方索十世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了对在整个卡斯提尔王国迁移的所有羊群包括迷路羊群的管理。这一管理职能逐渐扩大，最后甚至扩大到各地羊主团放牧的“固定的”羊群和不换牧场的（“riberiegas"）羊群，这些牲畜是沿个别市区的河岸放牧的。[耶姆?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第25页。]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下，民族国家从内乱中出现了，以损害地方领主为条件，权力渐渐集中于君主制度。国家的岁入因此由一四七O年的八十万马罗维第斯增加到一五O四年的二千二百万马罗维第斯。此外，联合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因为根据各种具体规章加泰隆人被排除在经济参与之外。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之所以能成功，像别的地方情形一样，是由于民众对贵族们发动的恐怖的内乱深恶痛绝，情愿放弃代议制来结束这一局面。一四八O年后，卡斯提尔议会只召开过一次，这样一个“有秩序的专制政府”便应运而生了。
  这样，民族国家便在尼德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性质在这些地区并不相同。法国和西班牙发展了“专制的”君主制，而尼德兰和英国则成功地以议会形式对其统治者实行制约。国家的性质和每种君主制所面临的各自的局限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对其制度和所有权的特点是有影响的。
  第四节
  十四世纪是在人口持续增长受到马尔萨斯制约下开始的。西欧的人口在这个世纪里下降了，也许有一个半世纪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人口的下降使前一世纪盛行的相对要素短缺颠倒了过来。这使十三世纪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逆转，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组织。当然还没有出现完全倒退到十世纪那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例如，货币经济像前几个世纪形成的许多习俗那样保留下来了。
  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已无可阻遏地由民族国家所取代。实际上自愿的制度协定、市场和政府之间混合的结构基本上发生了改变。货币经济和技术变革扩大了战争的规模，从而扩大了政府单位的规模。无政府状态、混乱无序和人口缩减提高了许多地区的交易费用，从而在损害市场的条件下扩大了政府单位和自愿组织的规模。在农业中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庄园的瓦解导致市场作用增大，同时上述交易费用的上升又导致某种向自给自足的倒退。  最引入注目的发展是民族国家的兴起。那些头戴王冠的首领们靠扩大战争崛起，靠玩弄阴谋、背信弃义发迹，看来他们所具有的帮派头目的特点多于―个世纪后约翰?洛克所想象的国王们的特点。路易十―在征税方面的“专制主义”导致王室岁入的大幅度上升。那么对其岁入的限制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与欧洲其他所有戴王冠的首领一样，法国国王通常也极缺岁入。实际关系显然相当紧张，由叛乱可能发生、国民迁徙不定可见。此外，与帮派相似这一点也是―个重要的实际因素。市民购买保护，甘愿为此给付。持续不断的男爵战争、雇佣帮伙的四处抄掠，外国入侵的可能性都对公民构成威胁。一个能可靠地提供保护的国王――即使是―个暴君――也远比盛行的无政府状态可取。尽管在暴君统治下，现有的所有权的安全仍是脆弱的，但还远不及无政府状态下那样脆弱。最突出的特点是君主对国家财政控制的结构不同在英国和低地国家，代议机构规定税金，国王用特权（所有权）和政策来交换更多的岁入。在法国和西班牙，三级会议和议会渐渐丧失了权力。这一章提出的解释无疑是尝试性的，但它是针对潜在岁入来源、这些岁入来源的范围和税负承受者的政治权力而提出的。
  国家将提供公正和保护的主要职能从庄园和地方男爵那里承接过来（虽然应当指出有上述变化）。
  在整个时期劳动实际价值的持续增长使农奴能够按与自由劳动相近的身分议价，有如领主在逐渐变成现代地主一样。在农业领域我们看到市场外的制度协议逐渐向包括市场关系在内的制度协议演变；地租、工资和个体农场取代了庄园结构。另外，农业中出现了某些向自给自足的倒退，这个部门中持续的无政府状态或人口缩减（因而交易费用提高）使市场成为比它在十三世纪时费用更昂贵的资源配置手段。
  在非农业部门，中古后期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市场萎缩的局面。诚然也确有一些例外，意大利城市似乎就不受影响，热那亚的市场在竞争的情况下甚至还扩大了。不过，一般而言，集镇衰落了，现有的区际和国际的贸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作为一种保护其现有市场的合谋垄断协定而发展的汉萨同盟，逐渐让位于低地国家的竞争。最突出的特点是行会权力不断增长，无论是农业的（羊主团），多城市的（汉萨同盟），或者市镇中的手工业者行会，权力都在增长。在这个阶段为不断萎缩的市场而激烈竞争的行会，其主要目标在于发展一定程度的垄断势力而后限制供给。结果与没有行会时的情形相比，产品价格上涨，而产量下降。实际后果是出现了从市场向利用市场不及利用更有竞争性的组织协定的制度安排的转变。
  垄断势力的关键是有限制进入市场的强制力。这两个世纪最重要的特点是，强制力的所在地从私人维持治安或地方男爵提供保护转向民族国家。正如公正和保护从男爵手中转移到国王手中一样，对行会垄断的认可和保护也转而由国王控制。到中古末期，国王已能够对其王国范围内的市场实施专有权。由行会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自愿社团甘愿为现今只能由国王提供的专属特权负担费用。
  难免会作出以下结论。由于饥荒、瘟疫、兵连祸结，无所事事的雇佣帮伙四处游荡，打家劫舍，因而不免会以为这是沉闷的几个世纪。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瓦解了；一种新的秩序经过长期的痛苦过程诞生了。
  生活标准究竟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无庸置疑，直到一四五O年较有利的土地人口比率导致农业劳动者实际工资上升。另一方面，地租下降减少了有固定地租的人的收入。结果仅这两种变化便导致了人均收入上升。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市场规模缩小、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而增长的交易费用考虑进来，总的后果便远不是很清楚的了。
  我们应以肯定的基调来结束这一章。民族国家不仅是（按大多数人的意愿）对男爵的混乱无序的改善，而且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我们开始看到人口再次增长。市场的复兴促使人们加快了为将商业扩展到欧洲大陆以外进行的探索。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鼓励的探险只有靠商业复兴及船舶和航海术改进才有可能。到这个世纪末，他们不仅开辟了新的商业来源，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殖民社会。 
 
 
 第八章 财政政策和所有权 
 
  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将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土地、劳动、资本和其它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
  假如要为整个社会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乌托邦，那么便要进行适量的研究和发展，便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新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还要有适量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用并加以利用。此外，每种生产要素都应按边际产量获得各自贡献的价值。总之，社会将按现期产品优于未来产品所决定的最适速度发展。
  上述条件就是在现代也不存在，因为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支付。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便一直有差异，因为利用或转移其资源的个人应付和应得的成本收益中的―部分将归于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