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在这些税收中有一些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一二九五年补助金可能为三十五万到三十六万里托，一三O四年为七十万里托以上，虽则是按贬值的通货计算的。同一时期继续提高收入已愈益困难。国王被迫相应接受与个别城市和共同体的妥协：早在一二九五年，便不得不通过将贵族领地的一部分税收让与他们以购买贵族的默许。因此直接税必须辅之以其它增加岁入的手段。一二九一年开征了一种销售税，但它激起了鲁昂的骚乱，城市和乡间由此得以免缴，这种税也于一二九五年被废止（虽然一二九六年、一三一四年和在查理四世治下征收了类似的费用）。犹太人不时被课以税金，仅一二九八年至一三O一年间便从他们那里征取了四万四千里托；后来他们还曾一度遭到驱逐，并于一三O六年被没收了财产。意大利的商人金融家被迫从国王那里购买劫夺豁免权，这项收入在一二九一年至一二九二年达二十二万一千里托，在一二九五年达六万五千里托。强制贷款增加了，而且不一定偿还。控制大量的货币也许是提供资金的最重要的手段：一二九八年至  一二九九年用这一方式便获得一百二十万里托，相当于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剑桥经济史》，第三卷，第304页。）
  这段冗长的引文阐明了岁入来源是如何改变的。教士作为中古社会财富的主要持有者是基本的来源。我们看到英国征收关税不同于法国对封建领地征地方税（不过仍具有付给地方领主酬金的重要特点）。此外，对外国商人和犹太人征税和使通货贬值也是岁入的来源。  到十三世纪中期，欧洲统治者在战时的财政要求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正常岁入，以致他们只有求助于不断地大量借债。在该世纪初，借贷还是不常见的。借贷时，贷款以土地抵押担保，贷方经常是教会。在该世纪对政府贷款的次数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君主以得自税收或关税的岁入充作抵押，而贷方（par excellence）则为意大利人（虽然初期佛莱芒人起的作用跟当地的债权人一样）。卢卡的里卡尔迪就是这样在一二七二年至一二九四年间借给了爱德华一世（用作征服威尔士和其它军事开支）三十九万二干镑。国王们按惯例把他们的税收包出去。当时关税由贷款人控制作为偿还的一个来源。继里卡尔迪之后，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法国也有这类事例，十三世纪时曾向巴黎的圣殿骑士团借过债。一二八七年美男子菲利普欠寺院十万零一千里托（约占每年王室岁入的六分之一）。还有一例，佛兰德的伯爵很乐意与能提供充足资金的富裕城市如根特为邻，因为可以向这些城市借债或征税。
  不过，在王室借贷的历史上借贷者、许多金融家和银行不仅当时面临危险，而且往后还会因王室拖欠而陷入破产。利息率既反映风险之高，因而也相应提得很高。我们在下几章可以看到为王侯筹措资金是怎样影响公共和私人资金市场的。
  第五节
  我们现在能够就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作一番概述。为什么十三世纪欧洲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就在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
  创立和实施所有权是政府作为强制统治来源的一项特权，政府统治和决策的所在地已从地方转移到规模较大的政治单位。这一转移是缓慢的、曲折的，因为到处都受到彼此冲突的权力的制约。所以即使在政府的短期财政利益与发展比较有效的所有权一致时（如在保护远程贸易中，远程贸易为君主岁入提供了―种新的来源），因为竞争者的冲突，往往也只能产生一些不完善的实施办法。发展新所有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只有当所有权符合政府的财政利益时政府才会建立这种所有权。如我们在上面已见到的，准予土地转让（发展无条件继承地fee―simple独立所有权的关键一步）已在英格兰、法兰西、昂儒、普瓦蒂埃和其它地区完成，目的在于确保君主不致丧失现有的封建岁入。对外国商人所有权的保护也出于这一原因，如勃艮第家簇在奥顿和查伦建立集市一样。由于同样一些原因，也采取了诸如增加通行费、任意没收、强制贷款及其它类似的反保护措施，从而给所有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倾向依其财政利益而定。
  尽管辅助性制度协定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张和农业土地专属权的发展而出现，进而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但它们还不足以使产量超过人口的增长。从以上所述可见，这些协定是零星的，协定的签订与取消往往带有任意性。商业贸易只有在其增长符合领主和君主的利益时才能受到保护；而商业贸易便常常由于这一原因而受到阻碍。
  我们已经在上面讨论了农业部门为什么没有按足以克服因收益递减和人口增长引起下降的那种速度来提高其生产率。我们没有讨论的是为什么人口在面临收入下降时仍一直增长。
  随着人口增长和一般收益递减开始起作用，养育子女多的家庭的社会费用有了上升。但这些社会费用与单个家庭承担的个人费用不同，单个家庭可能会认为孩子多仍对他们有利。确实十三世纪的家庭防止新增孩子出生的办法是很不完善的。诚然，在实际收入下降时总能有一些办法来阻止家庭扩大。我们知道常用的办法有推迟结婚、采用某些原始的避孕方式。这些办法显然是不完善的，因而在不能有效避孕或发明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趋势是无情的。
  为了使生产率持久地超过人口增长，必须使所有活动的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致。这种情况发生在十三世纪的工业和贸易中，而没有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部门。特别在重要的发明和创新领域，制度没有发展到使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趋于一致。结果人口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不过，以这样沉闷的调子来结束本章可能会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我们已经指出重大制度协定改变得很慢，有许多延续下来，直到严酷的十四世纪依然存在。当人口又开始增长时，它们便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七章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经受了收缩、危机乃至萧条。饥荒、疫疠、战争和革命在欧洲各地连绵不绝。这些灾难带来了人口下降，使经济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居民来说，这是―个“可憎的时期”。但又不止于此，它又是文艺复兴―一文学艺术成就复兴的时期。总之，对这两个世纪作出简单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第―节
  不过这―时代总的轮廓是清楚的。对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现象莫过于人口的绝对下降。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那是就他们所得到的证据而言的。实际上，西欧人口何时开始下降，下降到何种严重程度或人口何时开始恢复都所知不确。
  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资料不足，在未进行人口普查的年代，对总人口的任何估汁都不可能优于猜测。存在几种估计，这里值得举出的有两种。M．K．贝内特对欧洲的人口曾作过估计，见表7．1。西欧的人口：一二OO年至一五五O年
  只有英国有较详细的人口估计，是由中世纪人口统计权威J．C．拉塞尔作的，他的估计见表7．2。英国的人口：一O八六年至一六O三年
  资料来源：J．C．拉塞尔：《英国中世纪人口》（一九四八年），第248、263页和第269――270页。
  表7．2中拉塞尔的估计表明英国人口在十四世纪下半叶大幅度下降，并且到一四三O年还没有开始恢复。确实，英国人口直到十七世纪初才超过了一三四八年的水平。
  显然即使以上估计是准确的，它们也不过是总的估计，回答不了上面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不过，提出一种解释还是有可能的。传统认为死亡的刽子手是饥荒、疫疠和战争。十四和十五世纪时西欧多次经历了这些灾变的袭扰，有时是一种灾难，有时是几种灾难一道降临。这些无情的灾难是何时降临，怎样降临的呢?
  十四世纪只有一个十年发生了第一次马尔萨斯抑制。在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七年之间欧洲经历了一场大饥荒，像许多饥荒那样它也带来了时疫。这场饥荒既不是十四世纪遭遇的第一场也不是最后一场。在法国，有记载的饥荒年份为一三O四年、一三O五年、一三一O年、一三一五年、一三二二年、一三二五年、一三三O年至一三三四年、一三四四年、一三四九年至一三五一年、一三五八年至一三五八年至一三六一年、一三七一年、一三七四年至一三七五年和一三九O年。此外，在法国南部，以下年份也为荒年：一三一二年、一三一三年、一三二三年、一三二九年、一三三五年至一三三六年、一三三七年、一三四三年和一三六一年。英国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稍好一些，有记载的饥荒年份为一三一五年至一三一六年、一三二一年、一三五一年和一三六九年。食物短缺是十四世纪人口面临的十分现实的威胁；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完全幸免。一旦发生饥荒，结果是可怕的。在一次饥荒中，织物制造城市伊普雷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布鲁日有百分之五点五的人口死于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