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如上概述，这个世纪相对价格的模式是受经济中的各种经济部门之间和（或）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生产率的变动影响的。影响生产率的要素是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生产要素之间不同的增长率一类情况。显然是后者特别是人口相对于土地固定供给的迅速增长解释了十三世纪西欧经济增长的模式。
  自十世纪以后整个西欧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不过在十三世纪开始以前，大部分地区劳动力的增加都遇到了一般收益递减。如我们所知，边疆的消失决定了此后再增加的劳动力更密集地应用于已耕种的土地上。由于整个世纪人口持续增长，边际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了，从而工资相对于土地价值也下降了。
  在收益递减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现在相对于不受这种条件制约的非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可耕地相对于劳动力的增长已成为固定的；但由于用于非农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土地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作用无关紧要）的劳动不受这种影响，非农业产量仍然可能增长以应付在成本不变情况下的需求增长。十三世纪西欧总产量的增长因而必然含有农产品相对于其它产品的价格上升。
  农业部门一般存在的收益递减对人口增长是不利的，大多数人仍要被用在土地上。假如对每个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其它情况保持不变，这一经济主导部门人均生产率的下降仅意味产量减少。此外，供养增加的人口所需的更充足的粮食要求收入在两个主要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动之间进行再分配。在整个十三世纪劳动的报酬下降了而土地使其所有者得到的收益则比任何时候都大。作为直接的后果，人口的大部分在经济福利方面承受了急剧的下降。作为间接的后果，在现存的农业制度中一些重要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不过人口增长在直接导致生活标准下降的同时，也在增加贸易的可能性。虽然这一副效应往往加剧相对价格的变动，但因为它导致了总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福利水平也有相反的作用。
  如我们所知，西欧的人口增长由于扩大了地区间天赋要素能力的差异，已经为贸易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促进生产的专业化、扩展商业的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鼓励市场机制更广泛地用来开发专门的天赋资源。生产率显然受益于专业化、分工以及当时几乎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出现的技术、组织和制度的效率提高。农业如果不是容易受如此严重的收益递减制约，总体上也会从为市场增加的生产中得到生产率增益的。
  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意大利诸城市可能大于北欧。意大利城市能够供养那么密集的人口，表明经济组织可能已具有北欧在中世纪才显示的那种惊人的效率。国际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再加上意大利人在生产制度创新方面的领先（下面讨论）使这些地区获得了贸易增益。它们能够从广泛的商业中受益，这正是意大利城市过早发展的基本原因。
  人口增长本身因而往往使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和利用市场交换产品的成本降低这类变革则会加剧这个世纪出现的相对价格的变化。
  交易费用将农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彼此分开，最后将它们与最终消费者分开。这些费用可以同样看作是一种税收。由于费用下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价格及每个部门的产量受供求弹性的影响。制造业的供给可以假定是有完全弹性的，而农业则显示出某种相反的弹性。因而交易费用的普遍下降不会影响制造业主接受的价格，但会按全部金额降低消费者付的价格。在农业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将按相关弹性分担。因此消费者付的价格不会按全部金额降低。消费者为工业品所付价格因而会相对于为农产品所付价格下降。这样两个部门间的贸易费用将朝着与农业中收益递减引起的移动相同的方向变动。贸易比率变化这两种原因的福利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生产率提高也增加了收入和提高了福利水平，往往抵消了农业部门收益递减带来的某些直接后果。当然农业部门出现的任何改进都会阻止相对价格实际看到的变动并有利于福利水平的提高。我们将在下面证明由于现存的农业制度规定，该部门的任何改进都只会对人均收入有微弱的影响。
  十三世纪人口增长对总生产率在收益上的次要效应确实证明不足以抵消其相反的主要效应。生产率的提高简直应付不了供养为数越来越多的人口的要求。虽然市场经济的兴起可以缓解局部地区的饥荒，但结果表明它无力防范比较普遍的疫疠。
  在公元一二OO年以前盛行的局部性饥荒在十三世纪时已显得不大有威胁了。一部分地区的剩余产品初次可以用来供养另一些歉收地区。无疑这是一种明显的增益，然而随着人口在更大地区范围的增长，对收益递减的忧惧也更大了。饥荒蔓延降低了人均收入特别是贫穷阶层的人均收入。在历史上，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的瘟疫被称作该世纪增长的转折点；事实上更有可能的转折点在十三世纪末叶，此时发生了普遍的饥荒。
  在一三O七年至一三一七年这十年间，饥荒在整个欧洲蔓延。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危机――虽然表示时代终结的最后一个惊人标志仍是鼠疫。
  第三节
  十三世纪发展了的基本经济关系现在变得很清楚了，但充其量它们只能部分地解释经济在这一时期没有实现自给增长的原因。答案在于为适应上述经济力量的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和制度的性质。
  扩大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制度结构的贸易具有显著的后果。在十二世纪后期和整个十三世纪，为发展辅助性的制度协定以获得商业部门的潜在利润着手进行了试验。这些利润来自于降低信息费用、分散风险和使外部因素内在化。像预料的那样，在这些制度变革中最初居于领先地位的是南欧，特别是意大利诸城市，它们长期支配着地中海的贸易，从而享有最大的市场。（市场的扩大鼓励了发明和创新，理由已在前一章里提到。还必须指出因为发明者  不能获得其研究成果的全部增益，还不如同意社会最优金额。）
  为了进行海上贸易，这些城市的商人发明了已知的作为委托制和合伙制的契约协定。两者都包含经商人与留在当地的投资者之间的合作。这些适合单程航行的契约形式旨在以自愿结合形式提供资本和经营合伙人，分散和减少风险以及增加信息流量。[为了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剑桥经济史》，第三卷，第49--52页。投资者也只承担有限的义务，以此进一步减少这种业务的风险。海上货款是另一种海上业务的契约协定。同上引，第53―58页]因而委托制和合伙制增加了可以盈利的对外冒险经营的机会。
  这一时期发展的另一个辅助性制度协定是银行存款业务。存款银行不是一项新制度，可能在罗马时代就已存在，但它们的复兴则要从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算起。存款往来依据的法律原则仍然存在，它沿袭的是早期的罗马法。这一制度的复兴及其在整个欧洲受到的欢迎证明，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安全有保障并能降低为商业提供资金的费用的资本市场。
  保险业在这一时期也初露端倪，如所预料，它与海上贸易有关；其最早的创始者为意大利人。这时承保项目不全，只为一定比值的货物担保。已知最早的一例保险贷款可以追溯到一二八七年，以巴勒莫的一名公证人起草的契据为凭。后来承保业务广泛应用于其它城市，市场机制的作用被推广用来分散风险。保险业务至少使冒险性贸易得到部分保证，这方面的成功（甚至在这么早的年代里）便导致了保险业务最后扩展到其它许多活动，正是保险业终止的各种风险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成功。
  继银行存款业务开始后创立了便利信用延伸的另一些制度。头脑精明的人不仅发明了募集和偿付这些贷款的机制，而且发明了各种汇票和为长距离交易负担费用的直接贷款形式。地区集市的数目和规模都增长了，因为这些地方性的集市显然可以将相隔很远的卖主和买主连接起来并简化他们的资金交易。实际上，集市是最早组织的市场，在那里卖主在规定的时候聚集在一个地点，可以吸引买主。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在法国中央设立的香槟集市对欧洲南北的商业起了突出的作用。最后那里形成了六个集市轮流开市，从而使这―地区几乎一年到头都是西欧商业的中心和南北聚会的场所。随着交易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可观，集市既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也是萌芽的国际资本的中心，为国际信用交易提供了一个组织有序的所在地，也提供了进行支付的途径。在那里逐渐形成了兑换货币的市场，行市为普洛文的一苏或十二德尼等于同样数额的外币。这实际上是一种反映各种欧洲货币供求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反映着贸易区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为交易而发明的制度工具（已知的有instrumentum excausa cambil）使得到垫付的地方货币的借主可以在外地用另一种货币支付。这种典型的汇票为普遍降低当时出现的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使一种易于携带和隐蔽的纸代替运送和收藏花费都较大的金属货币而充当了交易支付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