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重要的是再强调一下这些制度创新的生产率后果。经济单位相对隔绝的庄园社会，乃至像佛兰德和尼德兰那种连成一片的较大地区，在该世纪初都不曾有关于相对价格的连续信息，也没有为本地造成供求条件，至于对外贸易就不用说了。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少见，以致不能维持一个有组织的市场。十三世纪时集市开始填补这一空白，集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起到了提供这种信息的作用。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它们取代了那种偶而一用、费用高昂、靠每次交易与唯一的交易伙伴讨价还价以弄清行情的中世纪的做法。由于交易量增长，集市因而提供的是适用于国际市场的一般化的价格知识，降低了个人搜寻市场信息的成本，并通过发展有效的信息手段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起了同样先驱的作用。以上每一项创新都降低了交易费用；集市像前述其它制度创新一样，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定期集市于十三世纪开始衰落，渐渐由位于城区中心地的永久性市场所取代，这一过程较早发生于意大利。香槟集市的命运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香槟区并入法兰西王国后该区和集市都承受了沉重的王室税收。同时在该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的海上直通航线的开辟降低了南北之间另一条线路的交易费用。
  市场信息的提供受规模经济的制约。一旦交易达成，价格和交易条件便提供有关市场条件的信息。随着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此在十三世纪简单而兴旺的市场经济中，由于贸易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我们可以指望看到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市场在中央地区兴起。这或许就是香槟地区的命运，在这一关键时期香槟集市即使不被课以王室税金，也会开辟一条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的新的直通海路。凡此种种使布鲁日作为阿尔卑斯山以西的最重要的市场出现了。[J．A．范豪特：《布鲁日市场的兴衰》，载《经济史评论》（一九六六年四月），第29―48页。]
  像布鲁日那样的城市市场对于集市早已用来便利国际商业的那些组织和制度现在颇为欢迎。意大利人在确立上述辅助性制度协定（和许多其它制度）方面已经率先树立了榜样。而北欧人起初在地区集市继而在永久性区际城市市场方面很快加以仿效。新制度协定包括确立代替早先非正规协议的那些正规契约协定，它们规定了勾画出容许的合作和竞争手段的所有权形式。其次，它们的实施必然还需要有法律的认可。
  现今完成的大多数商法发端于商人习俗，并随着当时文化水平的提高才逐渐编纂成文。为实施贸易协议而制定的清晰的成文法，如所预料，首次在商业贸易繁荣的城镇和集市上出现了。由于意大利诸城市处于这一商业发展的前列，它们在使法律形式正式化方面也是领先的。不过，国际商业的兴隆注定使指导某一重要地区贸易的一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将被吸收和纳入到指导区际贸易的法律大全之中。
  商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了一些关于债务和实施契约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或者由互惠协定认可，或者在市场地区由封建教会法庭以外的商事法庭确认。随着商业的推广，基本的商业习俗也传播开来。于是，比萨的海商法成了巴塞罗那海商法的范式，后者在十三世纪初又以编集成典的奥列诺宪章（charted’oleron）再现，最后成为在尼德兰和英国发展的商法的范式。
  一个地区要从扩大的市场中受益，便必须对商业依以存在的稳定而根本的法规有认识，并要与其它地区共同加以遵奉。一个地区从其市场活动的扩展所得到的明显好处，使现存政权热切支持和推广这种法律条例，不管政府是由国王、贵族还是（在兴起的城镇）由商人寡头集团所控制。总之，不管谁掌管金钱，都要靠安全、受到秩序和法律保护的贸易路线、市场位置和契约协议来增殖利润。 
  不过，既然这些有利可图的新协议只能靠法律制裁来实施，因而需要有政府的强制权力做后盾，那么严酷的现实是已创造的利润有一部分必然要归于治安当局作为对它们主持仲裁的回报。贸易扩张明显具有改变收入在封建社会各阶级中分配的涵义。贸易的增益如何分配是争论的一个原因。增益在社会成员中应当如何分配引起争吵的一例如下：莱茵河上的通过税由一二OO年的十九种增加到一三OO年的三十五种以上。但是无论怎样分配，增益还是很大。
  国际集市和城市中心的兴盛便利了区际商业，与此同时出现了地方自治城市和集市。这些较低级的市场所在地收集地方的出口产品，分配进口产品，因而方便了当地产品在地区内的交易。尽管在这期间城市人口的增长稍稍落后于整个乡村的人口增长，但城镇无论在规模还是人数上都确实绝对地扩大了。在英格兰，也像其它地区一样，新城镇和集市的兴建是受到国王和大贵族鼓励的，他们出售了控制市场和建立行会的法定权利。
  十三世纪城镇的兴起最初与其说是为了商业的需要不如说是由于制造业的原因。不过，手工艺行业在城市中心地更牢固地站住了脚，以致中世纪的繁忙的商人开始发现他可以在城里买到比庄园生产的质量更好的物品，因为市场扩大可能造成的专业化使工艺品精益求精。  专业化虽然通过生产更好的产品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现在逐渐硬化成为职业行会。开始阶段，中世纪行会向现存的强权（国王、大贵族或城市市民团）购买在一定区域进行一定贸易的专有权。这些行会的会员作为早期的垄断者利用他们为全体会员谋利益的地位，常常一起为流动资金贷款的安全担保，规定质量标准，（常常）限制产品的数量。
  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便越大。低地国家纺织业的发展经历了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发展阶段，例如佛莱芒的纺织条例将生羊毛到成衣的各道工序加以细分，使之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妇女在货栈里对未经加工的羊毛进行分类定级。男人将大块污物清除后便把羊毛发给妇女，由她们在家里加工，进行洗濯、梳理、纺绩和上浆。加工完毕交给男人纺织，送入漂洗槽里。而后再交给染色工。织物在经过最后几道精加工后才能出售。每道工序都受不同行会的支配。
  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在日益有效的市场制度的帮助下，它竟能使佛莱芒的织物将整个欧洲任何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织品制作行会的价格压下。由于定价低廉的佛莱芒织品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地方集市的货摊，英国初期的纺织业特别受到威胁。有技术的佛莱芒的移民实际上对十二世纪英国纺织业的诞生是有帮助的，英国的织布者行会在一一五O年以前便在较大的纺织城市中存在；但它们专为市场生产，而现今输入的佛莱芒织物却把这些行会所享有的地方垄断打破了。结果使英国织品生产离开了垄断的城市而来到不受管制的乡间――部分为了不受地方行会代价昂贵的限制，部分为了利用水来带动漂洗机。在欧洲的其它地区，有些工业在乡村选址则出于―个更直接的原因：金、银、铜、铁、锡和铅一类原料的采掘是当时很重要的收益，虽则由于技术原始，采掘一深到冒水，提取费用便大大上升。在该世纪后期，采掘通常都遇到了收益递减。
  作为十三世纪大多数地区的地区总产值的一部分，制造业不如农业重要，可能也不如商业重要。不过，市场对各种生产处于支配地位。商业利润扩大了信贷，即使实际上不支配也对制造业过程本身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数量上，这样提供的流动资金比制造业用的固定实物资金更重要。制造业通常仍为大量劳动密集的，并受规模收益不变的制约。唯一的例外是采掘业（采矿和冶炼），在那些部门，费用增长，产量也增长。
  中世纪欧洲在十三世纪得自商业增长的社会增益是很大的，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结果，随着市场的扩大，得自专业化的增益增加了。西欧和南欧之间的贸易已成为固定的和持续的。制造业和贸易的专业区如佛兰德和布鲁日已相当发达。另一些地区则专门生产小麦、酒、羊毛和木材。
  西欧大部分劳动力仍直接束缚在土地上，也许因此才容易获得这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十三世纪这一主导部门生产率的下降说明了以后几个世纪的黯淡。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利用市场的成本的下降并没有像它曾促进了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那样，带来这一部门生产率的增长。
  答案是利用市场成本的下降虽然在某些方面也给农业带来了增益，但这些增益不足以抵消人口的持续增长所造成的生产率的下降。农业通常受劳动力递增而收益递减法则的制约。而这一条件则不会使工业或商业陷入困境。当收益递减出现而劳动力增长时，工业生产率及其劳动力都将下降。除非贸易组织改进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增益之大足以抵消收益递减的损失，否则肯定将会下降。无庸置疑，农业部门通过提高专业化的途径可以得到某些效率的增益。不同区域在小麦、酒和羊毛方面的专业化，如上所述，肯定为生产者带来了某些贸易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