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总的是中央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要组织全国暴动，自中央到各省、边区等，要组织行动委员会〔45〕。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我们要武装保卫苏联。对国内军阀战争的估计，大意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红军的具体任务是：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四方面军（注：当时是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三军团由红五军扩编，辖五、八军和十六军，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和市民工作、北方农村工作、全国兵运工作均没有谈到具体情况。
  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的问题，当时红军还不过七千人，如何能完成得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实际，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英、法，日本正在图谋吞并东北。国内军阀战争不一定会打到两败俱伤，自取灭亡。也看不出我们党在白军内有多少兵运工作，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没看到军队起义配合。上述一切只是感觉，并不是真正理解。
  进攻武昌，这是具体的切身问题。当时武昌城有白军五个团据守，修了坚固工事，江面上各帝国主义兵舰满布，长江正是涨水期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只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蒋桂战争结束后，钱大钧军十二个团驻岳州休整，罗霖师驻在阳新城。我军进攻武昌，钱、罗两部必尾后攻击。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这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扩编为三军团，我开始是不同意的。我说，现在红五军不到八千人，仅三团制的一个师；即使发展到三万人，也只有一个军。到五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吧，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后来我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要消灭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占岳州为后方，做打武昌的实际准备。
  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三军团，辖五、八军和十六军。第五纵队扩编为八军，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二、三、四纵队改为五军，由军团司令部兼五军司令部。会议通过了这个妥协方案，成立三军团党的前委，中央指定我为前委书记。我在那时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仅仅是从打武昌这个具体行动问题，认为是军事冒险主义。对立三路线只是个别问题上的抵制，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现在还想着，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
          占领岳州
  在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布置消灭鄂东南六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地主武装，略取岳州为后方。岳州有钱大钧两个大师（十二个团）约四万人，还有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以我们的力量，如何去占领岳州呢？决定红军以一部进占金牛、鄂城，声张要打武昌。蒋军果然受骗，把钱大钧两个师，星夜轮运武汉。岳州空虚，只有王东原旅直和一个团了。约六月底，通山、通城、蒲圻、咸宁等县民团，基本被我肃清。
  六月底或七月初，鄂南饥荒缺粮，五军军部驻在通山县城，开了一次前委会议，讨论打岳州的行动问题。这时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大家同意进攻岳州。在占领了临湘、城陵矶，进攻岳州时，消灭王东原一小部分，其直属队和团主力大部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乘船逃往洞庭湖中一角之君山。王旅的另一个团，“五一”节在平江已被消灭了。在岳州缴获了钱大钧部的不少弹药、军用物资和许多粮食，缴获七五野炮四门和山炮几门，红军开始有了炮兵。
  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迫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在黄石港时，我们没有炮还击它。在岳州，红军战士看到我们的炮击中了敌军兵舰，不约而同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第三天，洪湖段德昌处的红军，派两只小鱼筏子来侦察，我们用小船送了一些盐和弹药给洪湖红军。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占领岳州五日，缴获的野炮带不走，只好炸毁。山炮则运了两门到平江，一直抬到长征时，丢到川贵边习水河去了。
  在通山县城前委会议上，邓乾元对滕代远、袁国平决定没收了一家商店的事，提出尖锐的批评，说这是反对“六大”决议，违反中央路线等一堆帽子。到会者被他闹得莫名其妙。邓是想利用此事把滕代远总政委推倒，他好来代理。因邓曾写过一封信给我，信中要前委书记考虑现在革命性质、打击对象、经济上没收谁。我接到这封信时，感到有些奇怪，民主革命阶段是“六大”决议明确决定的。刘仁八会议刚一结束，邓即找我谈话，他说滕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能当总政委。我说，滕是一个思想品质很好的同志，举了他在鄠都负伤的表现，平日在任何困难时，他都是乐观的，他同基本群众也有一定联系，他的总政治委员不宜调动。我入党不久，又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你来当前委书记，我仍管军事问题。他不干。在前委会上，我不能不说出老实话，我说，滕、袁没收一家商店是对的，这是鄂南六县反共总指挥开的，这叫做政治没收，并不妨害民主革命的经济政策。宣布没收后，又是交给通山县苏维埃接管，这个处理也是对的，邓也是懂得的。我把他想当总政委，我不同意，我要他当前委书记，他不干的情况讲了一下。到会者总有半数以上批评了他，他承认了错误，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大家看他作了检讨，也就算了。当时是六月底或七月初。
          第一次打长沙
  大约七月十五日回到平江，准备改编、补充、休整短期。八军以五纵队编为两师四个团，军长李灿，政委何长工。李灿伤发，密赴上海医治（通山会议前去的），被敌发现遭杀害。由何代军长，邓乾元任政委。五军也辖两个师四个团，我和代远兼军长和政委。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军长孔××，政委余××（注：当时十六军军长是孔荷宠，政委是于兆龙。）。孔叛变后，徐彦刚为军长，徐阵亡后，肖克继任，王震为政委。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举行起义两周年纪念。
  这时，湖南头号反革命、杀了几十万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以刘建绪为指挥。七月二十二日，敌先头梯队进到瓮江镇，离平江城三十里，二梯队进到金井，三梯队进到春华山，各隔三四十里，摆成长蛇阵。我军窥破了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我主力于二十三日拂晓前，进到离瓮江五里处埋伏（待伏）好，在敌人向平江前进时，两翼奋起夹击，该敌大部被歼，小部逃散。当日即赶到金井，击溃敌之第二梯队，消灭过半。二十四日继续进攻春华山，击溃敌之第三梯队，消灭一部。我跟踪猛追，二十五日强渡●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突破一层又一层防御阵地，从午至夜半，最后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拂晓前攻破守敌约五个团的阵地，拂晓占领全城。
  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英勇顽强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共同特点。
  占领长沙的第二日晨，由八军留守长沙，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总政委滕代远、总政主任袁国平均留长。我率五军两个师（我兼军长）向易家湾追击，残敌已退湘江西岸。我在昭山下，找到救难之罗六十老倌。罗年近七十，须发均白。给予土豪财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我当时三十有二岁，前后已隔多年。
  易家湾到长沙四十里，虽有电话线，电话总是不通。第三日他们离开长沙市，到郊外同我通了电话，说反动派到处打枪、放火、割断电话，他们要撤出长沙。我说不行，立即清查户口，捉拿反革命分子。清查出大批何键部的反动军官、特务等。我率第四师立即赶回长沙，警备司令部出布告枪毙反革命。枪毙了不到百人，市镇秩序井然，贫苦人民热烈拥护。这说明，夺取政权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对反革命不镇压也是不行的。
  八月六日拂晓退出长沙，实际上占领长沙十一天。十一天中做了大量工作；二十八日正午即开了前委会，决定邓萍为市警备司令，并出了布告；出版了省苏维埃日报；“八一”召开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广泛宣传了“六大”的十大纲领；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兵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