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这些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特别是白区地方工作的损失。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
  红军退出长沙的情况：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十五个团，于八月三日晚，在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掩护下，从长沙市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市。我十六军约二千人，位置于*梨市，维护后路安全（主要是●梨市浮桥）；一个师在长沙市西门沿岸，一个师在北门外，一个师主力在浏阳门外及天星阁附近、小部在城南四五里对猴子石方面警戒。军团总指挥部在浏阳门附近。另一个师在易家湾，对醴陵、湘潭警戒。四日四时，敌军开始攻击，拂晓接近浏阳门（即东门）。直至天已大明，还不见军团总政治部和省行动委员会出城。我率五军一个师三千人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眼见南北对进之敌将要合拢，相距不过五里了，由北南进之一个团，进得比较快。我以两个连阻击由南北进之敌，集中师全力突击由北南进之敌，消灭敌之一个整团，才把总政、行委援救出城。全军安全向浏阳撤退，并掩护边区十数万群众安全撤退。
          成立一方面军 第二次打长沙
  约在八月中旬，五、八两军集结长寿街及其附近，准备整训一个星期。刚到两三天，某晚接到万载县委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移到万载县境。我们当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联络、报告情况和请示。我们接到袁国平带回之指示信，一军团前委要我们向永和市之敌进攻，他们准备向文家市之戴斗垣旅进攻。由长寿街到万载往返需四天，我们得信后立即出动，到达永和市时，敌已先两天退向长沙去了。
  第三天，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乙。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向长沙增援，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围攻月余未下，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又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注 释
  〔45〕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领导者为推行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 李立 三“左”倾错误以后，行动委员会仍存在了一段时间 
第九章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军团东渡赣江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蒋、冯、阎军阀战争大体停止，敌军大举进攻，已在开始准备。同时，总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证明立三路线已被揭露。
  在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要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谨慎地争取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准备长期斗争。从战略全局着眼，这一意见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当时，我对这个方针是完全拥护的，没有什么犹豫。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敌第一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命鲁涤平为总司令。红军第三军团从赣江西渡到赣江东。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不少同志担心三军团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谁人坚持，苏区不是白搞了几年！这是三军团带群众性的意见，也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必须重视。我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年冬成立，约近三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祁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做改组派〔46〕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说明这些布置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要坚持根据地，红军要有地方性，但又要反对地方主义，这是复杂的问题，要有时间逐步去解决。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这些问题总算是大体得到解决，但在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深刻。
  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