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边区全盛时期与中央四月来信
  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这时湘赣边有六个县城——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这是边区全盛时期。
  红军继续攻克新余、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灭了这些守城的靖卫队和警备队反动武装，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领万载、铜鼓。中旬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歼敌二百余。东门市是浏阳东乡民团反动据点。四月二十日前后，一、二、三、四纵队集中平江县东部之长寿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后，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亦从瑞昌、阳新边界到达长寿街，五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44〕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来，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从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时，红军主力扩大一倍还多，士气高涨，是平江起义后之最盛时，地方红军也有些扩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时，正遇着鲁涤平从湖南招来一批新兵，一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补充到三、四纵队，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这时，湘鄂赣边区特委派去上海开会的代表已回到了边区，带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给中央信后中央给我的回信，我们叫做“四月来信”。其中除称赞外，对建设根据地一项说：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从而五军内部就有了争论，也就是开始有了立三路线的影响，我在那时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五军军委内部有个别同志开始反对右倾，对个别同志出身于富农成份加以攻击。我说，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不是唯成份论者。他说，这是保护富农路线。从这次来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线不是从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过这信没提全国革命形势，只提夺取大城市做根据地。可见，只要政治路线有了偏差，就会反映到组织问题上，如唯成份论就来了，而且剑拔弩张，不许别人批驳，随便污蔑别人为右倾。
          粉碎罗霖、郭汝栋师的进攻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军向平江县城前进，决定“五一”节夺取平江城。当时守城者是何键部王东原旅之一个团，从上午八九时战至下午四时，大部被歼灭，少数逃走。这时蒋桂战争虽已结束，但蒋冯阎军阀大战全面展开，客观形势对我是有利的。
  在平江城休息两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宁。当时该两城各约一营守军附靖卫团守城。消灭两城之敌后，使湘鄂赣边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了一片。
  我们全部歼灭修水城之敌后，武宁守敌弃城逃走了。得知罗霖两个旅四个团、川军郭汝栋部五个团，乘我五纵队离开阳新苏区时，进攻鄂东南阳新、大冶苏区。我们即率四个纵队前往粉碎郭、罗两师的进攻，一纵队留平江开展工作。
  红军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粮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进至阳新县龙燕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 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 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 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里 就走了。白军罗霖部闻风龟缩阳新城内，守乌龟壳。
  我们在群众高度热情的鼓舞下，决定进攻阳新城。 突破一道道的副防御，攻击终日未下。群众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把伤兵争着抬回自己村里看护医治，无微不至，真是比亲人还亲。郭汝栋从大冶前来增援，我们把进攻 阳新城改为监视佯攻，主力撤围打援，一次、两次命令都撤不下来。士兵说，一定要打下阳新城，打不下阳新城，消灭不了罗霖师，对不起阳新人民。经过反复说服，主力才撤出战斗，转移至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五个团，消灭敌小半，乘胜占大冶，猛追至鄂城、黄石港，威逼武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郭之残部得以渡到长江北岸。当时我军无炮，对帝国主义的舰只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成万农民组织成搬运队。这样大的群众行动，没有破坏纪律政策的行为，这样好的工作真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真正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我们占领金牛镇时，没收一家大地主的财物，地方负责人宣布现金归红军做军费。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地送到红军司令部，也没有发现短少。其他财物有计划地分配给了苏区和当地的群众。
  注 释
  〔43〕三个苏区，指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鄂南苏区。
  〔44〕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泊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主要战区遍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第八章 打长沙
（一九三0年六月至一九三年九月）
          关于打武昌和立三路线问题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日前后，部队集结大冶、阳新边界之刘仁八和三江口附近，准备休息数日，派往上海出席中央召集的苏区代表会的红军代表回来了。何长工与滕代远先后差一天，都回到了红五军司令部。五军军委召集了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当时中央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