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古城(一个家族半个世纪的沧桑和悲凉)

  这个又黑又瘦的秃子是负责调查恩纯的专案组，从他严峻的态度和来我家的频繁次数，可以感觉到恩纯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
  陈牧师的儿子恩纯在中国内战时期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他将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传播给当时还很年少的林家三姐弟，否则，在国民党撤退的时候，三姐弟一定会跟随学校搬迁去台湾，成为千千万万流亡学生中的一分子。恩纯的信仰还感动了我外公，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希望之光，是耶稣对苦难的中国人的拯救计划。1949年夏天，林家有一个在政府做官的侄儿，给九叔一家送来五张去台湾的船票，我外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何曾料想六十年代会有一场“文化大革命”？又何曾料想当年的地下党员无一幸免地成了“特务”？
  揪出恩纯这个“特务”，就好像揪住一颗葡萄连带拽出一大串葡萄。他发展的地下党员也全都成了“特务”，每一个“特务”身后都有一个专案组，那些专案组有时也会出现在我们家，那是因为解放前夕恩纯利用西门教堂作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好些“特务”是在西门教堂里宣誓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的。
  专案组都是编撰侦探小说的高手，他们怀疑恩纯是为国民党发展潜伏进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组织，“特务”们卧薪尝胆熬炼成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他们时刻准备着接应国民党反攻大陆，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功臣要员……
  听起来像一部让人毛骨悚然的悬疑小说。
  我外公坐在那张打满补丁的藤椅上，半闭着眼睛，偶尔伸出手指指耳朵，表示他听不见，那段日子我们都以为他的耳朵聋了，应对从四面八方来的专案组，他只能装聋作哑，他是有历史“污点”的人，说什么都可能使关在“牛棚”里的亲人的处境更加糟糕。
  外婆坐在藤椅后面，专案组的人问一句，她就对着外公的耳朵喊一句。
  “有没有国民党政府的人到过教堂找恩纯？”
  “恩纯得过肺炎。”
  “不是问肺炎的事情。”
  “是肺炎！”
  他就是要这样答非所问。
  有一天上午，我们家失踪多日的猫咪突然出现在天井的墙头，它浑身血肉模糊，一定是险些成为谁家的盘中美食。死里逃生到自家的墙头再没有力气跳下来了，是我外公第一个听见猫咪微弱的呻吟声，我们搬出梯子将它营救下来。
  我悄悄地跟外婆说：“外公的耳朵没有聋。”
  外婆紧张地嘘一声，叮嘱我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那段日子我外公真的希望自己聋了瞎了，他不住地祷告，求上帝拿去他的眼睛，拿去他的耳朵，甚至他的生命。
  他的好朋友陈牧师等不及天父召唤，自行结束了生命，就死在教堂门前他自己挖的水井里。二十年前年轻的牧师来到西门，看到护城河沿岸的穷人吃喝洗涮都在那条臭河沟里，他号召信徒捐资挖了那口井。陈牧师走后不久水井干枯了。我外公一直在猜想这意味着什么？猜想天父是否原谅并为陈牧师打开天国之门？
  没有专案组登门造访的时候，我外公也坐在那张打满补丁的藤椅上，整天整天地坐着，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他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的革命，一切都颠倒了，乱套了。
  恩纯怎么成了国民党特务？为什么抓特务要把所有的字画书籍都烧掉？为什么上百年老字号商铺酒家全都要改成红色或革命之类的名字？我们家后门的护城河改成了“护红河”。家里的几个孙子也闹着改名字，稣儿改成反修，因为苏联是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虹儿还好，只是把虫字旁改成绞丝旁，读音一样。孙子孙女们的名字都是他取的，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所有的名字都是从《圣经》里得来的。稣儿是为了纪念耶稣，虹儿是取旧约中“彩虹下的约定”。那天大孙子回来，他叫他“稣儿”，孙子说：“阿公，我不叫稣儿，叫反修。”在他听来简直就是宣告：我不是你家的孙子，是别人家的孙子。他不再理他，反修喊他阿公，他关闭了耳朵听不见。
  他偷偷地读《圣经》，希望从中能找到答案，但是他得不到任何信息，摩西和耶稣都没有告诉他恩纯为什么成了特务？会不会是自己与上帝沟通的渠道阻塞了？他痛苦极了。
  〖BT2〗2
  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了，依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掩埋在那间堆满书籍报纸的房间里，继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果你去拜访他，他会情绪亢奋地接待远方的客人，会把房间里仅有的一张靠背椅让给你坐，拖着那条“文革”中被打断的残腿，从书堆纸堆里翻出很久不用的玻璃杯，用酒精消毒之后，为你沏一杯茶水，然后，他自己坐在同样堆积如山的床边与你长谈。他的话比他的书还多，你要有耐心。他太孤独了，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怪物或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出土文物，没有人愿意跟他交往，他唯一的儿子这么多年甚至连电话都不愿意给他打一个。他就是恩纯。
  第61节：第九章 恩纯(2)
  我端着夹杂着酒精气味的茶水，坐在书山纸海里，多少年了，案头还是那本写满注释的《资本论》，桌角一只老式闹钟还停在五点一刻上。如果不是他的容貌一年年地在衰老，我会以为自己昨天才刚刚来看望他，其实，每一次见面至少相隔三五年。三五年之中世界翻天覆地了，我们的人生也翻天覆地了，唯有他独守一隅滞留在时代之外。
  完成了待客的繁琐程序，坐下来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定律。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劫难从来没有怨言，宽容而且乐观，他说这很正常，基督教有两千年历史，如果加上旧约时代，将近四千年历史，有过多少次离经叛道的动荡？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过几十年，还是幼小的婴儿，走一些弯路很正常。
  他在对牛弹琴，我的思绪就像一只信步漫游的牛，走在远处。我定定地看着他，在他的脸上寻找超凡的影子，他们父子有着极其相似的鼻子、嘴巴还有耳朵，我为他感到悲哀，他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在一次出国演出中擅自离开乐队，再也不肯回来，许多年过去了，他还以为儿子仍然在北京从事音乐创作。做一个像肖邦那样的音乐家也曾经是他的理想，为了听到儿子的音符，他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天天晚上听着交响乐入睡。他从来没有要求儿子回来看他，事业为重，儿子的事业和他的事业都一样的重要。他要用毕生精力写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书，他要用毕生精力证明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
  我在想超凡是否也会用一生去证明远走他乡、做一个没有信仰的自由人是正确的？他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国内的信息，他的脚不再踏回故土；我还想到在我的印象中已经很模糊的陈牧师，当时西门的造反派都是陈牧师看着长大的，他们试图帮助他蒙混过关，只要求他在大会上表态从今以后不再相信上帝，他做不到，决然地投入教堂门口的水井。
  陈家男人的执著一脉相承。
  1947年冬至这天，古城高等商科学校的学生恩纯年满十八岁。早晨，母亲对正出门上学的儿子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放学就回来，爹妈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份礼物我们准备了十八年。”
  恩纯停下脚步望着母亲，想说不要为他过生日，又怕拂了父母的好意，迟疑地点了点头。
  书包里有一个饭团是他的午餐，学校离西门不算远，以前都是回家吃午饭，如今粮食紧张，父亲让他中午留在课堂里看书，这样可以节省体力减少消耗。
  学校门口有好几个拖儿带女的乞丐在等着他，他们认识这个好心的少年人，知道他会把书包里的午餐分给他们，远远地看到他的身影立刻一拥而上。恩纯刚拿出饭团就被一个捷足先登的小女孩抢去，一把塞进嘴里，两边腮帮像鼓起的气球，几个小男孩伸出小脏手试图掰开小姑娘的嘴巴……
  这个场景让恩纯不忍心多看一眼，他咬紧牙关艰难地挪开脚步。每天都想多带点食物，但是家里的情景也很窘迫，父亲一直都靠教徒的奉献生活，而今信徒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有时一个月收到的奉献还买不了几斤大米。有一天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母亲坐在风琴前祷告，说：主啊，我们没有吃的了，我们一家三口只能煮白开水喝，即便如此我们的信心也不会动摇，我们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你不会遗弃我们。正巧宝华跑来问一道算数题，看到饭桌上只有三碗白开水掉头跑回家，战后林家租住在教堂对面，过了一会儿，宝华捧着一海碗大米来了。母亲幸福至极噙着泪花弹琴唱赞美诗，感激主耶稣听到她的祷告，派宝华送来大米。恩纯为母亲感到可怜和悲哀。
  他低头走着，避开迎面而来乞讨的目光，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膀，是教数学的赵老师。赵老师正是他今天最想见到的人。
  “赵老师早。”
  “你为自己不能帮助更多人感到难过，是吗？”
  恩纯点点头。
  赵老师是北平人，恩纯一家也来自北平，陈师母曾经亲自到学校拜访老乡，邀请他去教堂听牧师传道，希望他能接受耶稣的救恩。师生俩由此交往密切，恩纯还是赵老师发起的读书小组组长，这个小团体对外宣称补习数学，桌面上摊着数学书和作业本，赵老师讲的却是苏联革命、共产主义和正在中国北方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