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到那时候，你就会开始四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去找一个，任何一个，持久的陪你到死的女人。"
  "那么你干吗不回到你太太那儿去呢？"
  "跟一个你已经伤了她心的人再一块儿生活，那可不容易。"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了来――不可能在一英里以外。也许是哪一个哨兵紧张过度，朝着黑影乱放枪：也许是另一场进攻开始了。我希望是另一场进攻――这增加了我们逃脱的机会。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本能地害怕。但是理智方面，我知道这样死只有更好点儿。这就是我到东方来的缘故。在这儿，死神就在你身边。"我看看我的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一晚还有八小时，随后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我说，"咱们似乎差不多什么事全都谈过啦，就是没有谈到上帝。咱们把他留到凌晨再谈吧。"
  "你不相信上帝，是吗？"
  "不相信。"
  "要是没有上帝，一切对我就会完全没有意义。"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完全没有意义。"
  "过去我读过一本书……"
  我始终不知道派尔读的是什么书。（大概不是约克・哈定或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那本现代诗歌选集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人生的胜利》。）这时候，一个人声传进了我们的这座岗楼，似乎是活板门旁那些黑影说出来的――一阵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用越南话说了些什么。"咱们这下可碰上啦，"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那个步枪枪眼，两个人的嘴全都张开着。
  "是什么？"派尔问。
  走向岗楼枪眼，就像穿过那个声音。我迅速朝外望望：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公路也辨别不出来，等我回头朝岗楼里一看时，那支步枪已经瞄准了，我拿不准它是向着我，还是向着枪眼。但是当我在墙边一动时，那支步枪也动起来，犹豫不决，瞄准着我：外面的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来那支步枪也放低下来了。
  "他在说些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猜想他们发现了咱们的车子，正在叫这两个家伙把咱们交出去或是干掉。你最好趁他们下定决心以前，把那支轻机枪拿起来。"
  "他会开枪的。"
  "他目前还拿不准。等他拿定了主意她好歹就要开枪啦。"
  派尔一移动腿，那支步枪就顶上来了。
  "我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拿枪瞄准他。"
  我刚一起身，那个声音就停住了：寂静使我一下跳了起来。派尔厉声说道："把枪放下。"我刚来得及想着，不知道那支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时――我先前没有操心细看一下――那个哨兵已经把步枪扔下了。
  我走过去，把步枪拿起来。这时候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了――我认为那个声音似乎一个音节也没有改变。也许他们是用一张留声片吧。我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碟什么时刻会到期。
  "接下去，又会怎么样？"派尔问，像一个中学生在实验室里看试验那样：仿佛他本人与此无关似的。
  "也许是一个火箭筒，也许是一个越盟分子冲上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手中的轻机枪。"这玩意儿似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说。"要我放它一排吗？"
  "不，就让他们犹豫不决。他们情愿不放一枪就拿下这个岗楼。这给了咱们时间。咱们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也许正等在楼下。"
  "也许。"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写下是两个"人"，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两个之间是否积累有四十年的生活经验。"那么这两个家伙呢？"派尔问，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道，"我开枪干掉他们，怎么样？"也许他是想试试那支轻机枪。
  "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
  "他们要把咱们交出去。"
  "他们干什么不呢了？"我说。"这儿又没有咱们的事。这是他们的国家。"
  我把步枪里的子弹取出来，然后把枪放在地面上。"你总不见得把枪就丢在这儿吧，"派尔说。
  "我年纪太大啦，拿着枪跑不动。而且这又不是我的战争。走吧。"
  这的确不是我的战争，不过但愿这时候黑暗中的那些人也明白这一点。我把油灯吹熄了，从活板门那儿把腿伸下去找梯子。我可以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悄声交谈，像低吟歌手那样，他们的语言就像一支歌。"下去笔直向前，"我对派尔说，"目标是稻田。记住，田里有水――水有多深，我不知道。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谢谢你陪着我。"
  "挺乐意，甭客气，"派尔说。
  我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我们身后移动：我不知道他们手里是否有刀。这时候，扩音器里的那个声音又咄咄逼人地说话了，仿佛在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似的。下面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也许是一只老鼠。我有点儿踌躇。"但愿我喝了杯酒，"我小声说。
  "咱们下去吧。"
  有件什么东西正沿着梯子往上来：我没有听见什么，但是梯子却在我的脚下摇晃起来。
  "你怎么不动啦？"派尔说。
  那一阵悄悄的暗中的接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以为是一件什么东西往上来。
  只有人会爬梯子，然而我又无法认为那是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人――那好像是一个动物正爬上来吃人，悄悄地、确凿无疑地，具有另一类生物的凶残。梯子摇来晃去。
  我想象着自己看见了它的眼睛向上闪耀。突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跳下去，下面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只有软绵绵的地面。我的脚踝在地面上扭了一下，像有谁用手扭了它一下那样。我可以听见派尔爬下梯子来，我这才认识到我是一个吓慌了的大傻瓜，自己在发抖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我这个人顽强，不会想入非非，完全具有一个坦率的观察家和记者所应具备的一切。我一下站起身，几乎痛得又跌下去。我拖着一条腿向田边奔过去，听见派尔跟在我后面奔来。就在这时，一颗火箭筒炮弹在岗楼上爆炸开，我又伏到了地上。
  4
  "你受伤了吗？"派尔问。
  "有个什么击中了我的腿。没有什么了不起。"
  "咱们快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我仅仅看得见他，因为他似乎满身都是纤细的白色粉末。接着，他干脆不见了，像银幕上的一幅画面在放映机的灯泡坏了时那样：只有影片的声带还继续在响。我小心翼翼地用我的好膝盖跪起，竭力想站起身，而又不让受了伤的左脚踝用力。接着我又倒下，痛得喘不过气来。原来不是我的脚踝出了毛病：是我的左腿。我不能再发愁――疼痛使我什么也不在意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希望不再疼痛。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痛时那样。我没有想到那些越盟分子会马上到岗楼的废墟上来搜索：另一枚炮弹又在岗楼上爆炸开来――他们在过来前要确信敌人已经给打垮了。这耗费多少钱啊，痛苦一减退我就这么想，就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还比这要便宜得多。我这时不可能是完全清醒的，因为我开始想到我好像闯进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地方。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听见了那些马惧怕地惨叫，还听见了那种无痛杀马器械的爆炸声。
  隔了好一阵，疼痛又来了。这时，我静静地躺着，屏住呼吸――这在我看来，似乎同样重要。我心里很明白地想着，我是否该向水田边爬过去。那些越盟人员也许没有时间搜索得很远。这时候，另一个巡逻队可能就要出来，设法跟先前那辆坦克的人员取得联络。但是我更怕痛，而不大怕游击队，所以我还是躺着不动。四处，听不见一点儿派尔的声息：他一定已经跑到了田里。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从岗楼那边传来，或者说从先前还是岗楼的地方传来。它不像是一个大人在哭：像一个害怕黑暗，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小孩儿。我想大概是那两个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给打死了。我希望越盟人员不会割断他的喉咙。你何必跟孩子们打仗呢？这时候，沟里那个蜷曲着的小身体又回到了我的心上。我闭上眼睛――这有助干使痛苦离我远些――等候着。一个人声喊出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几乎觉得我可以在这片黑暗、孤寂和没有痛苦的境界里睡去。
  接着，我听见派尔小声说道，"托马斯。托马斯。"他对于摸路的本领学得很快：我压根儿没有听见他转回来。
  "快走开，"我也低声回答。
  这时候，他找到了我，平躺在我身旁。"你为什么不过来？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是断啦。"
  "挨了子弹吗？"
  "不，不是。是一段木头。是石头。是岗楼上落下来的一件东西。并没有流血。"
  "你得尽力撑着往前走。"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撑下去，大痛啦。"
  "是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来，把我的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我想哭泣，像岗楼上的那个小伙子那样，接下去我又生起气来，可是悄声说话时是很难表达出怒气的。"妈的，派尔，别管我。我要留在这儿。"
  "你不能。"
  他把我半边身子拉过去伏到他的肩上，那阵痛苦简直使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