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我到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已经不再有一个自由党了――自由主义已经传染给了所有其他的党派。我们大伙儿不是自由的保守党人，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全都有一个好良心。我宁愿做一个剥削者，为他所剥削的东西战斗，并且为剥削而死。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侵略那个国家：当地的各族人支持我们：我们胜利啦：可是，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那些日子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不是啊，我们跟国王讲了和，把他的省份还给了他，让我们的盟友受到迫害，被锯成两段。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不会撤走。但是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个坏良心。"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在这儿也要干出同样的事来。先鼓励他们，然后又撇下他们，只给他们一点儿装备和一种无关紧要的工业。"
  "无关紧要的工业？"
  "你的塑料工业。"
  "哦，是啦，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来谈论政治。政治并不使我感觉兴趣，我是一个记者。
  我是没有立场的。"
  "你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辩论一番――来消磨这个令人厌烦的夜晚，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站在任何一边。我还是报道我的，不管是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那你报道的就是谎话了。"
  "通常总有弯路走，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多么受到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儿谈话的这件事给那两个哨兵壮了胆：也许他们以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因为嗓音也有颜色，黄色嗓音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我们的嗓音只是说话――会给人一种人数众多的印象，使越盟的人不过来。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拉着，眼睛却从盘子边上望着派尔和我。
  "这么说，你是认为我们已经战败了吗？"
  "我要谈的不是这个，"我说。"我并不特别希望看见你们胜利。我只是希望这儿的这两个可怜的家伙快活――就是这么回事。但愿他们不必夜晚坐在黑暗里，担惊害怕。"
  "要自由，你就得战斗。"
  "我可没有看见一个美国人在这儿战斗。至于说到自由，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对那两个哨兵大声说道，"LaLibert6――qu"estcequecestlallberte？"他们正埋头在吃饭，听到后回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派尔说道："你要人人都用一个模子铸出来吗？你是在为辩论而辩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主张个人的重要性，就跟我一样，也跟约克一样。"
  "咱们为什么今儿刚发现这一点呢？"我说。"四十年前没有人这样谈。"
  "那时候，个人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个人的重要性那时候并没有受到威胁，哦，没有，可是那时候又有谁关心田里人的个性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如今把田里人当人看待的，只有政治委员。
  他会坐在田里人的小屋里，问他的姓名，听他诉苦，他会每天牺牲一小时去教导他――不管他教的是什么，他总把田里人当作人看待，当作一个有价值的人。你们别再在东方嚷嚷下去，像鹦鹉学舌似的，说什么对个人心灵的威胁。在这儿，你会发现你站错了队――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部队中的一员。"
  "你说这套话，一半都不代表你的真意思吧，"派尔不安地说。
  "很可能代表四分之三哩。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很久啦。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忍不住去干――因为在东方这儿――晦，我并不喜欢艾克。
  我喜欢――晤，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什么时候啦？我的表停了。"
  "八点三十分过了。"
  "再过十个钟头，咱们就可以走啦。"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说，一边打了一阵寒颤。"我从没有想到会这么冷。"
  "四面全都是水。我在车上有一床毛毯。去取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不危险吗？"
  "这会儿还早，越盟还不会来。"
  "我去吧。"
  "我在黑暗里更习惯点儿。"
  我一站起来，那两个哨兵就停止吃饭了。我告诉他们，"Jereviens，toutdesuite．"我把两腿伸下活板门，找到了梯子就往下爬。说来奇怪，谈话竟然这样使人安心，特别是谈些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最不寻常的环境也变得正常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就仿佛我离开了一间屋子出来，还要回去继续辩论似的――这个岗楼仿佛就是卡蒂纳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岗楼脚下站了一会儿，让视力恢复过来。满天星斗，没有月光。月光使我联想到停尸房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有装灯罩的灯泡，但是星光却是生气勃勃的，从不静止，几乎就像是有人在那片广袤的空间设法传递出善意的信息似的，因为就连星星的名字也是友好的。维纳斯星座是我们心爱的一个女人，白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小熊玩具。我想南十字星座，对于像我太太那样有信仰的人说来，可能是一首特别受到喜爱的赞美诗，或是床边的一篇祈祷文。我也打了一阵哆嗦，像派尔先前那样。不过，那天晚上其实相当热，只不过路两旁浅浅的水田给那种温暖添上了一丝凉意。我开始朝汽车那边走去。当我在公路上站定时，有一会儿我以为车子已经不见了。这动摇了我的信心，尽管后来我才想起，它是在三十码以外抛锚的，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我禁不住耷拉下肩头朝前走去：我觉得那样比较不大显眼。
  要取毛毯，我不得不打开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那一阵咔哒声和叽嘎声在寂静中也使我大吃一惊。那一夜一定到处都有人。我可不喜欢就我闹出声响来。取到毛毯后，我把它披在肩头，比先前更小心地把行李箱关上。接着，等箱扣刚一扣好，西贡那面的天空突然一亮，爆炸声从公路那头隆隆地一路响了过来。爆炸声还没有过去，又传来了两排轻机枪的枪声。我想，"有人这下可碰上啦，"很远的地方传来人声，痛苦、恐惧，或许甚至是胜利的喊叫。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从后面沿着我们刚走过的公路发动一次攻击。一时间我感到愤愤不平，越盟竟然到了我们前面，到了我们和西贡之间。那就仿佛我们不自觉地开车朝危险冲去，而不是远离开它，就像我这会儿正朝着危险的方向走去，背对着岗楼这样。我一步步走，因为走比跑总声音轻点儿，不过我的身体却很想跑。
  到了梯子脚下，我抬头叫唤派尔，"是我――福勒。"（即使到这时候，我还是无法对他使用我的教名。）岗楼上的景象已经变了。盛饭的盘子又放回到了地板上，一个哨兵端着步枪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跪着，两眼盯着那支轻机枪。轻机枪就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过去，可是又给什么人止住了。另一个哨兵的手正伸向那支枪：谁也没有扭打，甚至威胁，就像孩子们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让别人看见你在移动，要不然就会被打发回原来的地方去，重新开始。
  "这是在干什么？"我说。
  两个哨兵望望我。派尔一下跳过去，把轻机枪拖到楼内他这边。
  "是玩游戏吧？"我问。
  "他拿了这支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万一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用过。"
  "那好极了。我也没用过。我很高兴它里面装有子弹――咱们可不知道怎样再装上子弹哩。"
  两个哨兵默不则声地接受了这一损失。一个哨兵把步枪放低下来，横搁在大腿上，另一个例靠在墙边，闭上眼睛，好像是个孩子，相信自己躲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他似的。也许他很高兴自己现在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了。远远某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开始――一连串三阵枪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那第二个哨兵把眼睛眯起来，闭得更紧。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使用这支枪，"派尔说。
  "他们照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哩。"
  "TOOCo"我说。"但愿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出了什么事？"
  我又引述了一遍《远东日报》明天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岗哨昨夜遭受攻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占领。"
  "你以为在田里更安全吗？"
  "田里非常湿。"
  "你似乎一点儿也不发愁，"派尔说。
  "我早已给吓麻木啦――不过现在的情况比可能的好。他们通常一夜攻击三个以上的岗哨。我们的运气已经算比较好啦。"
  "这是什么？"
  原来是一辆重型车辆沿公路开来，朝西贡驶去。我走到枪眼那儿去往下看看，正好看到一辆坦克驶过。
  "是巡逻队，"我说。坦克炮塔上的炮一会儿转向这面，一会儿又转向那面。
  我想大声叫唤他们，但是那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的坦克里又没有空位子来收容两个没用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