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非常愚蠢可笑。不过一个宗教首府是什么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料想在罗马――或是坎特伯雷，大概也是这情形，"他利落而潇洒地向我哈了哈腰，加上"坎特伯雷"这个词，接着就不作声了。他和派尔两人都不作声。这时，我强烈地意识到，人家不希望我待在那儿。我忍不住要撩拨一下派尔――说到头，撩拨人家是软弱的武器，而我是软弱的。我没有青春，严肃，骨气，也没有前途。我说道，"也许，我终究要吃一块三明治啦。"
  "哦，当然啦，"派尔说，"当然啦。"他停顿了一下，才转身向车后座篮子里去取。
  "不，不，"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你们两位想要单独谈两句。"
  "没有那回事，"派尔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不善于撒谎的人了――撒谎是一种艺术，他显然从没有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说，"这位托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里，我可以获得一点儿阴凉。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塑像，穿着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盛装，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轮，手指指着孙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题写的一些崇高的言论。再走过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宝座外，没有地方可坐，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样闪闪发光，窗户上都没有玻璃――我想，我们造牢笼留洞通风，人造宗教牢笼也跟这差不多――让那些怀疑暴露着，任凭风吹雨打，让那些信条暴露着，任凭人作出干万种解释。我的老妻已经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疮的牢笼，有时候，我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是有一种冲突的：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里了。
  我在那个空寂的、长长的中殿里走着――这可不是我所喜爱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般脑袋的龙盘绕上讲坛：屋顶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来。佛祖坐着，像佛祖永远坐着那样，膝头上空空的。孔夫子的胡须稀稀疏疏地下垂着，像旱季的瀑布似的。这是在演戏啊：祭坛上面的那个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来作法、占卜预言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那是鬼把戏。这座大教堂如果已经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么它带着人们的脚印和雨淋日晒的痕迹，该会有几分令人信服吧？一个像我老妻那样容易相信的人，在这个教堂里会找到一种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中找到信仰吗？可是我始终没有想要信仰。一个记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和记录。我生平还从没有发现过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搞他的预言，人们也就相信他。在某处的任何幻象中，你都可以找到这类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幻象或是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凭借敌人一枚照明弹的闪光，曾经看见一只狐狸钻出那片贫瘠乡野黄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个禽鸟出没的地区鬼鬼祟祟地窥伺：一个被刺刀刺死的马来人的尸体，给一个廓尔喀巡逻兵放在一辆货车后面运到彭亨的一个锡矿区，有些中国苦力站在一旁，神经紧张地格格笑着，另一个马来同胞放了一只枕头在死者的头下：一家旅馆的睡房里，有只鸽子在壁炉台上，正预备飞翔：我妻子的脸望着窗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和她诀别的时候。我的思想从她开始，又到她终止。一个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经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会来的电报并没有到来。但是，人家都说，如果陪审团久久不回进法庭来，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星期，要是还没有回信来，我是否可以开始存在一点儿希望呢？这时候在我四周，我可以听见军人和外交官们汽车的发动机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场盛会今年又过去，大规模撤回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实行宵禁。我走出去寻找派尔。
  他正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的地方，并没有谁在替他修理汽车。不论他们谈了些什么，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了。他们默默地站在那儿，彼此很客气，所以谁都没有先走开。我走到他们面前去。
  "哦，"我说，"我想我要走啦。你最好也出发吧，要是你想在宵禁以前赶回去的话。"
  "机械师还没有来。"
  "他就快来啦，"同令官说。"他先前在参加游行。"
  "你可以在这儿待一晚，"我说。"今儿晚上还有一场特殊弥撒――你会感到它很值得见识一下。它一连要持续三小时。"
  "我该赶回去。"
  "除非你马上就出发，要不你赶不回去啦，"我很不乐意地加上一句，"要是你乐意，搭我的车回去。司令官明儿可以叫人把你的车送到西贡去。"
  "在高台教区域，你们用不着为宵禁担心，"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不过一出了界，那就……我明儿一定差人把你的车送来。"
  "车上的排气管很完好，"我说，他开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军人的一个简洁的微笑。
  2
  到了我们出发的时候，一长串汽车已经远远开到我们前面去了。我加快速度，想超越前面的车子，但是我们出了高台教区域，驶进和好教区域后，前面连车尘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傍晚时分，世界是平坦的、空空荡荡的。
  那可不是叫人联想到埋伏袭击的乡野，但是就在公路两旁几码以外，人们可以躲藏在水稻田里，只把脑袋露出水面。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他又要亲切地攀谈了。"我希望风儿过得好，"他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她生过病。"一座岗楼过去了，另一座又闪现出来，像天平上的砝码似的。
  "昨儿，我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猜想她又邀你顺便去坐坐吧，"我说。
  "事实上，她倒的确邀请我去了。"
  "她是不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跟风儿结婚。"
  "她告诉我，说你这就要走啦。"
  "这种传说一会儿就传开了。"
  派尔说："你会坦率地对待我，是吗，托马斯？"
  "坦率？"
  "我已经申请调动啦，"他说。"我不希望她给孤单单地撤下，没有你，也没有我。"
  "我还以为你要等任期满了再走哩。"
  他并没有自我怜悯地说道，"我觉得这日子我受不了。"
  "你多会儿离开呢？"
  "我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里可以安排一下。"
  "你能忍受六个月吗？"
  "我不得不。"
  "你向他们提出些什么理由呢？"
  "我多多少少把实情告诉了经济专员――一你遇见过他-一就是乔。"
  "我猜想他认为我真是个狗娘养的，不让你把我的姑娘带走。"
  "不啊，他倒比较偏袒你。"
  我的车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它大概已经响了一会儿，我才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琢磨派尔那句单纯的问话："你会坦率地对待我吗？"这样的问话属于一个十分单纯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你谈到民主和没有u字的Honor，像古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也就跟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我说道：咱们消耗完啦。
  "汽油吗？"
  "先前还很多。我上满了汽油才开车出来的。新渊的那些狗娘养的用吸管把我车里的油吸干了。我应该早发觉的。这倒很像他们的做法，留下点儿汽油给咱们，让咱们可以驶出他们的区域。"
  "现在咱们怎么办？"
  "咱们只够开到下一座岗楼。希望他们有点儿汽油。"
  但是咱们运气不好。车子离那座岗楼还有三十码就完全开不动了。我们走到岗楼脚下去。我用法语向楼上的卫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又说我们要上楼去。我可不想给一个越南哨兵一枪打死。楼里没有回答：没有人伸出头来望望。我对派尔说道，"你身边有枪吗？"
  "我从来不带枪。"
  "我也不带。"
  落日的余晖还撒在这个平坦世界的边缘上，又绿又金黄，像田里的谷子：衬着灰色的、暗淡的天空，岗楼看来像印刷出的一样漆黑。一定是宵禁即将开始的时刻了。我又大声喊叫，并没有人应声。
  "你知道，从前一个大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岗楼吗？"
  "我可没有注意。"
  "我也没有注意。"离下一个大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得一小时。
  我第三次大声喊叫，还是一片寂静，仿佛寂静就是答复似的。
  我说："岗楼里好像没有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一面黄旗帜，红条子已经褪成了橙黄色。这说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地界，到了越南军的地界。
  派尔说："你认为，咱们假如等在这儿，是否也许会等到一辆汽车？"
  "汽车也许会驶来，不过他们可能会先来。"
  "要不要我走回去，把车灯开亮，作为信号。"
  "我的天，不要。就让它去。"这时天色已经黑了，寻找梯子，几乎绊跌一交。
  有件什么东西在脚下面劈啪一响，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声音正传过那些稻田，有谁在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了公路边上模糊的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