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我从南定乘登陆艇沿河驶下来时，听佩罗中尉谈过事情的经过。他是一个严肃的年轻人，是一个共济会成员。在他看来，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到欧洲去过一次，在欧洲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这位圣母曾经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过圣。主教回国来后，就在大教堂内建造了一座神龛，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主教的私人军队的那一天起，主教和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始终就相当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颇为同情，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他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作了一个友好的姿态，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一块儿，亲自走在圣母节游行行列的最前面。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到发艳城里来庆祝圣母法蒂玛节日。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人口的一半――也不甘心错过这场乐趣。那些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佛祖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旗幡、香炉和金光闪闪的圣体匣，好歹总可以保佑他们家平安，不受战祸。主教军队如今只剩下铜乐队了，这次就由他们在前面开路。法国军官们奉了上校的命令，装做虔诚模样，像唱诗班的儿童似的，跟随在铜乐队后，穿过城门，走进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池子，池子中央小岛上耸立着一座洁白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旁有东方式长廊的钟楼下穿过，进入了木雕的大教堂，堂里有许多巨大的独木柱子和朱红漆的神坛，看来更像佛教庙宇，而不大像天主教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子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风光的水乡里赶来。这些水乡里嫩绿的秧苗和金黄色的庄稼取代了郁金香花和有风车的教堂。
  谁也没有注意到越盟特工人员也参加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崖山上的关口，进入了东京平原。法军在上面山上的哨兵毫无办法地注视着。同时，这些先遣的特工人员也在发艳城内动起手来。
  四天以后，在伞兵部队的援助下，他们才迫使敌军退到离市区半英里以外。这是一场败仗：任何新闻记者全不准进来，电报也不准发出去，因为报纸是只许刊载胜利新闻的。假如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他们在河内早就把我拦住了，然而你离开司令部越远，控制就越松懈。等你到了敌人的火线以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是一大威胁的，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忧虑，而到了前线，中尉却认为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场消遣，外界感兴趣的一个目标，因此有几个这样幸福的时刻他可以使自己稍许做作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假的英雄光辉来看待一下部下的伤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说道："好，结束了。"他是一个欧洲人，可并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能容忍有一个法国教士待在他的教区里。他有点儿抱歉地说："我跑上钟楼这儿来，你知道，是想清静一点儿，躲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声似乎越来越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要找到敌人，那可就莫明其妙地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隘的战线，在交错的运河之间，在农家房屋和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的机会好袭击。
  就在我们这座钟楼下面，发艳全城的居民或站或坐，或者躺着。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佛教徒，还有些什么教也不相信的人，全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一只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席子，一幅圣像――逃进了这片大教堂区里。这儿在北方，天一黑就冷极了，大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可以栖身之地早已没有，甚至通上钟楼的一级级阶梯也都给人占满了。不时，还有更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婴儿和家用物品，拥挤进大门来。他们相信，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会很安全。我们在那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手持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教士把他拦住，拿走了他的步枪。我身边的一个神父解释说，"我们这儿是中立的。这儿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天国里可真有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害怕、挨饿受冻"――"我真不知道我们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那位神父对我说――"你会以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更好一点儿。"不过接着，我又这么想，"不论你到哪儿，全都一样――并不是最强有力的国王就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许多小铺子已经在下面开设起来。我说道，"很像一个大集市，是吗，不过看不见一张笑脸。"
  教士说道，"昨儿晚上，他们感到特别冷。我们不得不把修道院的大门关上，要不他们会涌进来挤坏了我们。"
  "你们在这里面很暖和吗？"我问他。
  "并不很暖和。他们就算有十分之一的人进去，我们那儿也容纳不下。"他说下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不过我们有几个人总得保养好，这是很重要的。发艳全城只有我们这一家医院，我们的护士就是这些修女。"
  "那么你们的外科大夫呢？"
  "由我尽力而为。"这时候我才看到他的黑色长袍上有不少血迹。
  他说，"你是上这儿来找我的吗？"
  "不是。我上来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问你这个，是因为昨儿晚上也有个人上楼来。他要作忏悔。你瞧，他对于在运河一带看见的死人有点儿害怕。你也不能责怪他。"
  "运河一带的情况很糟吗？"
  "伞兵降落下来，使那些人陷在交叉火网里。可怜的人儿。我以为你也许有同样的想法。"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也不能说我是基督教徒。"
  "恐惧会使人吓成什么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也还是厌恶仟悔这种想法。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把自己的一切向另一个人暴露出来。您得原谅我，神父，不过我认为这样做似乎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弱的。"
  "哦，"他小声说，"我料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有多少事情要忏悔。"
  我顺着教堂里的房子望过去，两边都是运河，房子在运河之间均等地伸向海滨。
  第二座钟楼上，火光一闪。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办不到的，"他说。"法国人同意不干扰教堂区。我们不能再存什么奢望。你刚才看见放枪的，那是外籍军团的一个岗哨。"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当心那些放冷枪的人。"
  楼下人真多，我只好从人丛中硬挤出去，走过小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洁白的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可以看到将近四分之三英里那么远。两边，那么长的街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两个活人――两个戴着伪装的钢盔的士兵，端着斯特恩式轻机枪，正慢吞吞地沿着街边在移动。我说活人，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倒到了街上。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聚集在死尸四周苍蝇的嗡嗡声和那两个士兵皮靴的嘎吱嘎吱声越去越远。我快快地走过死尸，掉头向着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我的身影。四处都无声无臭，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射程内的一个目标。这时候，我想到，要是我在这条街上遭到什么意外，可能要好几小时后才会有人发现：那几小时里，苍蝇早在我四周聚集成了一大群。
  我走过了两道运河，拐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有十多个人坐在地上，都是穿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我走到他们身边时，谁也没有理睬我。
  一个戴着步话机天线的军人说道，"咱们现在好走啦，"于是大伙儿全都站起身来。
  我用我的拙劣的法语问他们，我可不可以跟着他们走。这场战争有一个有利条件，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竟然就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给怀疑成是敌人的间谍。"你是什么人？"那个中尉问我。
  "我是写战地新闻的记者，"我说。
  "是美国人吗？"
  "不，是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不过要是你乐意跟我们一块儿走……"他动手脱下他的钢盔。"不用，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人员戴的。"
  "随你的便。"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路纵队出发，中尉在前面带路，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带着步话机的士兵跟左右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炸开了。我们在小教堂后面又增加了一些人，这会儿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中尉用一个手指点着地图，低声向我说道，"根据情报，有三百人在这个村子里。也许是为今儿晚上的行动在这儿集合。我们还不清楚。眼下，谁还没有发现他们。"
  "离这儿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里又传话来了，我们默不作声地继续前进，右边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左边是低低的矮树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矮树丛。"没有敌人踪迹，"中尉低声说，令人放心地一挥手，于是我们又前进了。四十码外，前面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有一座损坏了的桥，没有栏杆，只剩下一块板。中尉做了一个手势，叫我们分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