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心不死

因为这关系到在外国使馆和他们租用的美国通信线路上截取情报。例如，前苏联大使馆同前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之间的通信线路就属于这一类。对其监听需经美国总检察长批准，因为这些线路是可能引起麻烦的信息源。
  重要的是当美国公民一离开美国国境就会失去法律保护，而受到国家安全局的监督。
  1981年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得到扩展。首先进入外国驻美大使馆建筑物的审批权由总统转给总检察长。其次，国家安全局可以拒绝帮助联邦调查局破译犯罪分子之间信件往来中使用的密码。
  应该指出，法律规定严格禁止将带有密码程序的软件向美国境外输出。欧洲的做法与美国有所差异，他们允许向国外用户提供加密水平较低的产品。在美国国内只允许销售国家安全局在必要时能够破译的加密软件和设备。当然可以理解，美国特殊勤务部门使用的加密方法是完备的，他们不会愿意在国内推广和普及。
  但是叨年代初，在美国广泛推广了由美国人齐莫曼开发的一种叫“绝佳隐蔽术”
  的加密软件。该软件已有数万个用户，但谁也没有说这一加密程序可以破译。美国政府对齐莫曼进行了起诉，政府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安全局自己也无力对付“绝佳隐蔽术”。
  新的方向
  80年代和叨年代初，前苏联和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趋向缓和。为此，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认为应该重新审定情报工作的方向及力量的配置。世界上出现的新情况大大提高了搜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情报的必要性。
  但是，在叨年代初，对已经解体的苏联，首先是俄罗斯领土的监控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主要任务，因为在地球的这个地区有着巨大的核潜力。
  1990年，为了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保存自己的预算，国家安全局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国家安全局决定把搜集经济情报放在优先地位，军事情报不再占据情报搜集的首位。国家安全局关注的目标是美国和同盟国，是那些有银行、贸易和工业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的同行竞争的国家。
英美暗中监视全世界
  晨歌
  间谍卫星拦截系统（ECHEIDH）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于1948年签署的一项秘密协议而建成的，其分布在全球的秘密监听站已静悄悄地运作了几十年，随时窃听着全世界各国角落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信号情报。
  这一系统如同一个巨大的真空吸尘器，吸收着全球各个地面卫星发射站的电子通讯信号，通过超级计算机“辞典”和人工智能处理设备，以及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和“关键词”文本搜索程序对各种信号情报进行着分类整理和输送。
  英国一家媒体披露，最大的一个秘密监听站在英格兰约克郡的高沼，由英美两国共同控制，站内至少有25个圆球状建筑，每个建筑物里都装有用于截获某个特定的电子通信目标的高技术天线。其他一些监听站主要分布在英国康沃尔的莫文斯顿，美国的舒格格罗夫、弗吉尼亚、华盛顿的亚基马，波多黎各的萨瓦纳塞卡，加拿大的利特里姆，新西兰的怀霍波，以及澳大利亚的杰拉尔顿。1997年，新西兰一家电视公司潜入怀霍波地区，拍摄了秘密监听站的照片。那个站看上去“空空荡荡，由此进一步证实了窃听的信号是被自动的从新西兰转送到美国和英国的这种猜测”。
  按座次排列，在这个系统中美国是头号大老板，英国第二，其他国家包括后来加入的日本、韩国等协议国成员只能享受“第三方”的待遇，即他们必须向美输送情报，而分享他国情报的机会很少。
  长期以来，间谍卫星拦截系统的秘密一直被掩盖着。布莱尔政府的要员在回答记者对此的提问时声称，“有关英、美、加等国之间定期进行信号情报交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然而，1999年5月22日，澳大利亚防御信号理事会（DSD相当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主席马丁・布莱迪在“9个网络的周日节目”中透露：澳大利亚定期通过印度洋、太平洋上空的卫星截取和侦听传真、电话和互联网上的通讯信号，所获的信号情报按照“秘密协定”的规定，经计算机筛选查出“关键词”后，再将有价值的信息，转发到设定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的GCHQ和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家安全局（NSA）。尽管布莱迪先生不愿讨论详细情况，但他还是证实了DSD“的确与英美等协议国的信号情报部门进行合作”，以“确保国家利益和政策得到他国的尊重”
  的情况。而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两位已退休的信号情报官员听到布莱迪的话后说，“不仅如此，同盟国之间在相互交换对方公民的秘密信息的同时，为了表示对伙伴国家的‘优惠’，有时在未经批准的惰况下也对他国公民进行窃听。”
  加拿大通讯安全局（CSE）的前情报官麦克・弗罗斯特透露，1983年，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要求加拿大通讯安全局，对撒切尔政府的两位要员进行窃听。他说，当时GCHQ驻加拿大的联络官告诉他的CSE的上司：撒切尔夫人询问，加通讯安全局能否帮助她查明她的两位内阁大臣“是否在合身份的位置上讲话”一事。弗罗斯特的同事弗兰克・鲍曼被派往伦敦，他的提箱中有一台特别的接收机。鲍曼使用英国同行提供的频率，在加拿大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处，对英内阁大臣的电话交谈进行了窃听，完成任务后，鲍曼把录音带交给了GCHQ。
  1994年，麦克・弗罗斯特在他出版《间谍世界》一书中说，鲍曼始终没有透露被他窃听的两位内阁大臣的身份。
  梅杰任职期间，在回答议会的询问时，指责弗罗斯特的话是“无稽之谈”，但弗罗斯特坚信鲍曼不会撒谎。1990年从CSE退休的弗罗斯特说，自已也曾执行过类似的任务，以作为给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恩惠”；另外，加拿大也从法国和挪威购买过信号情报机构侦听的信息，尽管法国和挪威不是协议国成员。
  近年来，欧洲议会对间谍卫星监听系统在经济谍报战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关注。
  3年前，欧盟的安全专家们发现，美国家安全局已经对欧盟卢森堡办公室中，欧盟官员工作联络用的电子邮件进行拦截窃密。
  1993年，美国家安全局窃听了巴西官员与法国THOMOSON－CSF公司之间的电话，发现该公司企图通过行贿，弄到一笔140万美元的交易，以便为亚马逊雨林工程建造环境监测系统。美方将窃听的信息当做筹码，最终让美国的防护承包商得到了这笔买卖。
  尽管有人说，美国家安全局必须向国家安全法庭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对某些美国公民进行窃听，如果无意中偶然窃听到了不该被窃听公民的通讯信号，必须将其毁掉。然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军事分析家约翰・派克却说：“美国人应当知道，他们每次打国际长途电话，都会受到国家安全局的监听。”
  弗罗斯特说：“从来没有过分夸大这些机构滥用间谍卫星地面侦听系统的这种权力，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它已经发生了。”
中情局女间谍装扮术
  萧衫
  在70和80年代，以使馆人员身份作掩护在莫斯科工作的英美间谍特别喜欢乔装打扮，变换装束似乎成为顺利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
  中央情报局女间谍玛尔塔・彼得森的对外身份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副领事。1977年7月15日，她奉命前去秘密地点，给打入苏联外交部的安德烈・奥戈罗德尼克进“鹅卵石”。
  彼得森将车停在“俄罗斯”影院前，匆忙走进放映厅。那里正放映电影《红与黑》。盯梢的人远远地看着她，因为她的穿着十分显眼：白底大花连衣裙。
  她坐在紧急出口处的座位上，装模作样地察看了IO来分钟。当确信没人注意自己的时候，她文雅地掀起连衣裙，拽出黑色裤子和上衣，扣好扣子，松开扎在一起的头发。装扮完全变了样的彼得森离开了座位，她现在已变成“黑衣女子”。她没有走向自己的汽车，而是坐上公共汽车，然后换上无轨电车和地铁，来到了克拉斯诺卢日斯基桥，而埋伏在那里的人早就等着她呢。
  当彼得森在秘密联络地点放东西的时候，突然烟火迸发，一片通明。此刻，这位副领事摆开架势，同抓捕她的人练起跆拳道。但这在弗拉基米尔・扎伊采夫面前太不自量力了，要知道他是克格勃著名的散打高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制服了这名女间谍。
  彼得森被带到克格勃总部，美国使馆参赞立即被召见。当着参赞的面，克格勃的人打开了伪装成“鹅卵石”的匣子，里面有上级的指令、调查表、微型相机、黄金、钱币和两瓶剧毒药片。
  1989年1月，中央情报局女特工芭芭拉・基斯来到莫斯科会见美国“鼹鼠”布利扎德。她头两天一直在莫斯科游逛，打扮得花枝招展：亮黄色上衣、红色超短裙、白色长筒袜、15公分的高跟鞋、披肩的紫色假发、遮住半个脸的大墨镜。监视她的人因此管她叫“五彩缤纷”。后来才知道，她如此打扮是为了迅速摆脱盯梢，也是同布利扎德接头的暗号。
  “五彩缤纷”在同间谍接头的那一天，布利扎德和“五彩缤纷”先后进入一幢老式的四层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