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十二、废除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十三，迁都咸阳，与国民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相适应，行政中心也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从这十三个项目，可看出秦王国那时还处在半野蛮状态，落后、穷困、封闭、愚昧和一片混乱。也可看出变法的意义不仅是单纯的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的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改变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可以想象，在秦王国这样封闭停滞的国家进行这项前所未有且对人民生活有着巨大冲击的剧烈变革，几乎所有的国民，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不理解并进而坚决反对。一是改革使贵族丧失了世袭特权，只注重眼前利益而无视千秋大计的官僚政客自然本能地反对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变法。他们只要眼前过得舒服，才不管百年之后子孙后代沦为亡国奴。他们没有着眼未来的情操和智商。二是普通国民尽管不满意自己生活的悲惨，但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眼前的生活有太大的变动，尤其是妨碍他们懒散自由的变动。三是拥有巨大智慧能够预见百年兴衰荣辱的大政治家都是很寂寞的，他们的超凡见识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人们看不到他们匡时济世的良苦用心。四是政客的狭隘心胸和愚蠢的疾妒使他们不能容忍同僚有超越于他们之上的作为。变法令颁布不久，朝野上下到处翻滚着非议朝政的声浪。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嬴驷也公开站出来抵制新法时，变法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嬴渠梁不愧是一代天骄，他理解公孙鞅并坚决地支持他，对反对变法的官僚给予无情打击，连皇太子也不例外--他的教师公孙贾和嬴虔被处以割鼻和脸上刺字的刑罚，这对皇太子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在嬴渠梁的坚定支持和公孙鞅的英明策划下，秦王国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秦王国魔术般地崛起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东方的诸侯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实力比它们要强大百倍。 
  纪元前三四０年，公孙鞅率领用新法武装起来的秦兵团，发动了决定秦王国千年霸业的复仇战争，向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魏王国进攻。号称所向无敌不可战胜的魏兵团不是渴望杀敌立功的秦兵团的对手，因为秦兵团的每个军士为了自身的荣誉和利益人自为战（他们每杀一个敌人就可进爵一级），不顾生死地努力向前。魏兵团意想不到地大败亏输，连总司令魏昂（曾劝说魏惠王重用公孙鞅）也作了俘虏。魏惠王捶胸打跌地说："我懊悔不听公叔痤的话"。以惠王的平庸和当时对公孙鞅的痛恨，他不可能懊悔失去这个人才，恐怕是懊悔没有杀掉他。魏王国这次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把吴起辛苦开辟的河西疆土全部丧失给秦国。首都安邑跟秦国只隔一条黄河，失去安全保障，只好向东迁到四百公里外的陪都大梁（河南开封）。魏王国自此失去了一等强国的地位，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 
  这一战役距公孙鞅纪元前三五九年开始变法，只十九年，秦王国已强大到迫使超级强权的魏王国一蹶不振，割地迁都，这是人类智慧所能做最最伟大的创举。变法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辉煌变法，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强大民族的基础。这次变法的意义是深远的，没有这次变法，秦王国就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国将陷于永远的分裂，将永远失去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变法，在以后的两千三百年中，中国也曾多次作过变法的尝试，但结局都是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两 
百二十年后汉武帝刘彻采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生儿育女是件好事，可生产时难免疼痛，产妇甚至会死亡，如果因此拒绝生产，人类就绝种了。其实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就是一种值得推行的进步制度。儒家学派的这种主张等于是不要变法。二是公孙鞅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个人的结局令人沮丧。丧失既得利益的人类渣滓，对改革的倡导者公孙鞅等人恨入骨髓。纪元前三三八年，英明伟大的嬴渠梁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儿子嬴驷继位。怨声载道的时代落伍者，包括嬴驷的皇家教师公孙贾和嬴虔，象挣脱铁链的疯狗一样乘机反扑，指控公孙鞅谋反，公孙鞅在出逃时被抓获，绑赴咸阳五马分尸，家属全部处斩。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因为儒家拒绝变法，中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周而复始的残酷内战，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华文明不断在血腥中解体，又在废墟上重组，永远得不到提升。结果中国由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堕落为最不文明国家。 
  两千二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日本帝国效法公孙鞅，实行变法，即著名的"明治维新"。使一个跟当初秦国同样落后的古老日本，也魔术般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日本当初的落后程度，那时的日本离文明是如此的遥远，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觉得这太没面子了，下令所有的日本人必须给自已取一个"姓"。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实际意义，为了敷衍政府，就把自已的居住地点作为自己的姓氏。居住在山谷和原野接壤处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环绕的就姓"田中"；傍边有一株藤本植物的就姓"伊藤"；屋后有一棵大松树的就姓"松下"；不是松树而是杉树就姓"高杉"......由此可以看出"明治维新"对日本的贡献非语言所能形容。 
  历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至灭亡。下面我再展示两个改变不彻底和拒绝改变的事例。 
  二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一０六九年，立国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酝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这次变法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这时的宋帝国和纪元前四世纪时的秦王国处境差不多，沉重的内优外患使他高度疲惫，象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苟延残喘。首先，宋王朝是靠军队统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特别担心别的武将也依样画葫卢调转枪口，不断做着随时被兵变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军队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或拥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装部队的精锐--"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而把老弱残兵--"厢军"驻防各地维持地方治安。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率军出征。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领的部众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种军事体制虽有效地防止了"陈桥式兵变"，但极大的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等驻在首都的国防军赶至千里之外的边界时，敌方已取得了足够的战果，我方的军队则疲惫不堪。由于统帅与将领不熟悉，将领跟士兵不熟悉，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攻击，连承 
受大的打击都困难。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担任统帅，让这些胆小怕事的书生指挥腥风血雨的战争，实在是和他们的"勇力"过不去。因此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每次都是以宋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一００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国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国朝野震动，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躲避外别无他法，多亏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皇帝御驾亲征，在澶州和辽帝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买得暂时苟安，宋帝国才避免了过早沦为亡国奴。当宋王朝惊魂未定想坐下来喘口气时，西北又出现了更大的威胁。一０三八年，定难军区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国对辽战争的丑态所鼓舞，宣布脱离中央，自称西夏帝国皇帝，并对宋帝国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宋帝国对这个小而且贫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发动大军讨划。双方的实力是如此悬殊，宋帝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比对方高出百倍，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宋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再败。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王朝只好在一０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每年向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进贡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但为了面子对外宣称是"赏赐"。